(1)启建夏与甘之战

夏王朝的建立者为启，实际在启的父亲禹之时就已为他打下了立国的基础。禹早年率领民众治水有大功，提高了自己的声望，晚年则致力于王权的建立工作。其手段一是发动对三苗的战争并取得了胜利，接着，在淮水中游的?山，大会夏、夷诸部众多邦国和部落的首领，史称“?山之会”①，即所谓“禹合诸侯于?山，执玉帛者万国”②，诸侯们皆对禹朝贡，行臣服的礼节。“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③，禹俨然如君主，原始平等关系基本消失了，凌驾于社会公职之上的王权已初步形成。再者，在权力的移交上，禹也采取了手段。传说禹晚年在部落联盟酋长议事会上，先后提出均曾担任过重要公职的皋陶和伯益作为自己的继任人，但皋陶先禹而死，伯益任职很短，威望尚不很高。禹同时培植自己儿子启的势力，多数的诸候、首领有大事找启而不找伯益相商。禹死后，启继立。伯益与启争夺王位而被杀，这就是《竹书纪年》中所说的“益干启位，启杀之”。  和“益干启位”差不多同时，由于传统的“禅让”观念尚有影响，夏西方的同姓（姒姓）诸侯有扈氏（今陕西户县）也起兵反对启继位，启亲率大军讨伐之，发生了著名的“甘之战”（一说户县西部有古甘水为证，另说甘在今洛阳西）。启声称有扈氏犯了“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大逆不道的罪行，他要“恭行天之罚”（即代天行事），要“剿绝其命”①。命令部属按照一定的作战位置努力战斗（“左攻于左，右攻于右，御其马之正。”），并规定“用命，赏于祖”（认真执行战斗命令的，便在祖庙祭祀中给予奖赏）。否则，“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即在社坛前予以惩罚。经过启这番战前动员后，士气倍增，大败有扈氏于甘。有扈氏全体成员从此沦为“牧竖”（牧业奴隶）。有扈氏败亡的原因，是“为义而亡，知义而不知宜也”②，即只知墨守旧“义”，而不能顺应时“宜”。夏启杀伯益，灭有扈氏后，召集钧台（相传今河南禹县）大会，史称“钧台之享”，这是继“?山之会”以后又一次重要的朝会，“所以示诸侯礼也，诸侯所由用命也”③。甘之战，是确立奴隶制王权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战。启排除了原始公社制度和坚持这种制度的守旧势力的干扰，从此，“大人世及以为礼”④，开始了我国历史上的“家天下”的局面，巩固了王权，确定了世袭制度。 

(2)后羿夺位与少康中兴之战

夏王朝建立之初，国家机器还不很完备，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之争也很激烈。启死后，子太康继立，夏王朝内部发生内讧，先有“五子”（启的五个儿子）争立，接着又有武观叛乱。这都引起人们对夏王朝的不满和怨愤。东夷有穷氏的首领后羿，乘机“因夏民以代夏政”①，攻入夏都，赶走太康，史称“太康失国”。 后羿当了国王。后羿残暴而听信谗言，治国无方。不久，被其亲信寒浞（音茁）杀死，寒浞取代之。太康死，弟中康立。中康子相继位后，投靠同姓斟灌氏和斟寻氏，又为寒浞所攻杀。相之妻怀孕，从墙洞爬出，逃归母家有仍氏，生少康。  少康长大后，在有仍充当牧正之职。动荡的政治经历激起他从小立下复国之志。寒浞之子浇派人追捉少康，少康逃往舜后代有虞氏，有虞氏君主虞思很器重少康，用他为庖正，把两个姚姓的女子给他做妻，还封给分纶邑。少康在此，“有田一成，有众一旅”②。积极召纳夏的余众，作恢复夏王朝统治的准备。夏的贵族名叫靡的，密切配合少康，收集“二斟”的残存力量。最后，经过反复的斗争和较量，以少康为代表的夏王室，终于灭掉寒浞父子，赶走了东夷军队，由少康称王，重新恢复了夏王朝的统治地位，史称“少康复国”，又称“少康中兴”。  “少康中兴”之战的历史意义远远超出了“复国”，更重要的是使初建的奴隶制得到巩固。作为原部落首领的后羿、寒浞和东夷人代表的是落后的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他们入主夏土，给夏境新建的奴隶制秩序和社会生产力带来了极大的破坏。少康中兴之战的胜利，制止了这种破坏的继续和蔓延，使中国古代文明在初建不久得以重新巩固下来，一直延续到今天。 

(3)夏王朝的鼎盛与衰落

“少康中兴”以后，夏王朝的统治开始稳定下来。少康之子季杼继位后开始大规模地对东夷用兵，夏王朝的势力和影响已达黄河中下游大部分地区以至准河流域，促进了这些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以及华夏族的形成，达到了夏王朝的鼎盛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