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宋（420年～479年），中国南北朝时代南朝的第一个朝代，也是南朝四个朝代存在时间最久的，也是南朝疆域最大，国力最盛的王朝。共传四世，历经九帝，享国六十年。因国君姓刘，为与后来赵匡胤建立的宋朝相区别，故又称为刘宋。

　　宋是南朝版图最大的朝代，当时所谓“七分天下，而有其四”。

　　刘裕在东晋末期的乱世中趁势崛起，先后平定孙恩、桓玄、刘毅、卢循、司马休之等势力，又灭桓楚、西蜀、南燕、后秦等国。不仅统一了中国南方，同时也收复了山东，河南，关中等地，最终代晋建宋，定都建康（今南京）。

　　刘宋前期，社会安定，刘裕即位前后，大力推行改革，集权中央，抑制豪强兼并，实施土断，打击豪强士族，整顿吏治，重用寒门，发展生产，轻徭薄赋，废除苛法，亲自听讼，振兴教育，策试诸州郡秀才，举善旌贤，多次遣使访民间疾苦，改善政治和社会状况。刘裕死后，宋文帝刘义隆继续实行刘裕的治国方略，元嘉年间一片繁荣，史称“元嘉之治”。然因文帝晚年北伐失败致国力大损，刘宋后期，朝政混乱，帝王更迭频繁。公元479年被权臣萧道成取代，刘宋灭亡。

　　刘宋是魏晋南北朝中第一个由寒门庶族建立的王朝，这一时期出现了“寒人掌机要”的政治局面，文化上涌现了一批影响深远的大家，如谢灵运、刘义庆、鲍照、裴松之、范晔、颜延之、祖冲之、何承天等，建康文学史论在此时期发展到巅峰，《世说新语》，《后汉书》，《三国志注》等旷世名著诞生于这一时期，对后世影响深远。

国号

　　南朝宋建国者刘裕祖籍彭城，乃春秋时宋国故地，故受晋封爵宋王并最终受晋禅位，取宋为国号。

历史

刘裕建宋

　　刘裕字德舆，小名寄奴。幼年家境贫苦，年轻时，以耕地为业，兼做樵夫、渔夫及卖履小贩。由于一向贫穷，遭乡里贱视，当时的人多不能赏识他。刘裕生活的东晋后期，朝政已腐朽不堪，地方藩镇林立，百姓负担沉重。刘裕后从军，最初加入孙无终的部队，后来作战勇敢，屡立战功，当了孙无终麾下的一名司马，成为北府军的一位下级军官。隆安三年（399年），孙恩起兵反晋，朝廷官军几乎被孙恩的义军全面击溃，独刘裕率军，身先士卒，屡次克敌制胜，以少胜多，收编义军，屡立大功，不到两年就全面击溃孙恩的数十万叛军，迫使其投海而死。当时的北府诸将纵兵暴掠，涂炭百姓，唯独刘裕治军整肃，法纪严明，大得民心。

　　元兴二年（403年），桓玄攻入建康，篡晋建楚，桓玄称帝后为消除隐患，瓦解北府兵，大力剿杀北府旧将，北府军几乎遭到灭顶之灾。次年，刘裕率北府兵残余兵将1700余人，在京口举兵起义，攻桓玄，被众推为盟主。不到四个月，刘裕击败桓玄，次年，迎回晋安帝，改元“义熙”，从此掌握东晋朝政权。义熙元年（405年），刘裕从后秦手中夺回淮北十二郡。义熙四年（408年），占据长江上游的桓谦领导的桓楚政权被刘裕击破，桓楚王朝余部则于义熙六年（410年）被彻底消灭。

　　义熙五年（409年），刘裕因南燕对边境的不断骚扰，率军北伐。四月，刘裕自建康出发，率舟师沿淮河、泗水，至下邳（今江苏邳县南），留下船舰辎重，自陆路至琅邪（今山东临沂北）。所过之处，皆筑城，留兵守之，以防南燕人断其后路。刘裕率大军过了大岘山天险，见燕兵没有防备，大喜过望，说：“兵已过险，士有必死之志。余粮栖亩，人无匮乏之忧。敌虏已入吾掌中”。刘裕进军与南燕军战于临朐南，这一战役，是两军的主力决战。南燕几乎全军覆没，南燕主慕容超只身逃回广固。次年二月，刘裕攻破广固城，生擒慕容超，斩于建康[7]  。南燕亡，刘裕收复山东。刘裕为消灭东晋国内割据势力进行了系列的统一战争。卢循乘刘裕北伐，率军向建康进攻，刘裕亲率精兵回建康，击败卢循。义熙七年（411年），收复广州。义熙八年（412年），刘裕率军讨伐割据长江中上游的刘毅，攻破江陵城，杀割据者刘毅。义熙九年（413年），刘裕发兵讨伐割据巴蜀的西蜀政权，刘裕以朱龄石为益州刺史，率兵2万，自江陵讨纵，纳刘钟之计，斩侯晖，大败蜀军，攻入成都，谯纵自缢而亡，西蜀亦亡。义熙十年（414年），发兵攻占汉中，仇池请降归附。义熙十一年（415年），刘裕亲率大军讨伐荆州刺史司马休之，于四月击溃司马休之四万军队，直捣襄阳，驱逐割据者司马休之。东晋境内在刘裕势力下全部统一了。义熙十二年（416年），刘裕率将军王镇恶、檀道济、沈田子等分五路，水陆并进，攻后秦国，沿途收复滑台（河南滑县）、许昌、洛阳等重镇。

　　义熙十三年（417年），刘裕军攻破长安，灭后秦国。刘裕出关回彭城，留守军内乱，义熙十四年（418年），关中被赫连勃勃夺去。这次北伐，胜利是巨大的，关中虽失去，自潼关东至青州，却成为宋朝的疆土。经过两次北伐，潼关以东、黄河以南、淮水以北以及汉水上游的大片地区，为刘裕据有。后来宋魏间战争，多在这些土地上进行，使长江流域得到较为长期的安静。

　　在消灭地方割据政权并收复北方失地的同时，刘裕也对当时的政治、社会各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的改革。义熙七年（411年），针对东晋以来，朝廷的纲纪松弛紊乱，权贵之门互相兼并，老百姓流离失所，不能保持自己的产业的情况，刘裕施行土断，禁止兼并，会稽余姚的世家大族虞亮藐视国法隐藏逃亡人员一千多人，对抗刘裕的改革。刘裕铁腕诛灭了虞亮，罢免了包庇他的会稽内史，法办了大批涉事的士族及官员，一时士族豪强肃然，谨慎规矩，远近遵法守纪。就在这一年，刘裕恢复了秀才、孝廉策试的制度，这就阻断了门阀士族的仕进之途。之前州郡所送的不经策试的秀才、孝廉多非其人，大约都是以门第关系进来的。刘裕“申明旧制，依旧策试”，一方面把决定权更多地集中在朝廷，一方面限制和打击了门阀和豪强的势力[7]  。义熙八年（412年）十一月，刘裕在江陵消灭刘毅的反对势力后，即下书整顿荆州、江州户籍租役和不利于民的一些征敛，规定：“凡租税调役，悉宜以见户为正。州郡屯田、池塞，诸非军团所资利入守宰者，今一切除之。州郡县吏，皆依尚书定制，实户置台调，癸卯梓材，庚子皮毛，可悉停省，别量所出。巴陵均折度之，依旧兵运。原五岁刑以下，凡所质录贼家余口，亦悉原放。”[10]  东晋以来，山湖川泽多为门阀和豪强霸占。一般老百姓使用，要向他们纳税。义熙九年（413年），刘裕下令禁断这些人封固山泽。据《宋书·武帝纪》载：“先是，山湖川泽皆为豪强所专，小民薪采渔钓，皆责税直。至是，禁断之。”同年，刘裕规定实行土断法。东晋以及后来的南朝，实行过多次土断，成效显著的是桓温和刘裕这两次。刘裕这次土断，只有“徐、兖、青三州居晋陵者，不在断例，诸流寓郡县，多被并省”。

　　刘裕在完成了上述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措施，东晋朝显然再没有存在的余地了。公元420年刘裕废晋恭帝自立，建国号为宋，史称刘宋，是为宋武帝。

休养生息

　　刘裕即位之后，以司马氏前车之鉴，宋武帝削弱强藩，集权中央。有鉴于荆州屡为祸乱之源，便裁并荆州府的辖区，限制其文武将士的额员。为防止权臣乱政，他特下诏：凡日后大臣外出征讨，一律配以朝廷军队，军还交回朝廷。世族隐匿户囗，减少官府收入，武帝下令整顿户籍，厉行土断之法。规定政府所需物资，不准像过去那样滥行征发，而是派有关官员以钱购买。适当降低农民租税，废除苛繁法令，让百姓在宽松的环境中休养生息，发展生产。即位为帝后更派大使巡行四方，举善旌贤，访问民间疾苦。

　　魏晋以来，皇室、官府崇尚奢华。由于是孤寒出身，武帝知道稼穑艰辛。他平时清简寡欲，对珠玉车马、丝竹女宠十分节制。一次，长史殷仲文陈述朝廷应备音乐，武帝以没有闲暇、且不会欣赏为由予以推脱。殷仲文劝他经常听听自含欣赏，得到的回答是:“正以解而好之，故不习之。”宁州进献琥珍枕，光洁华丽，武帝听说琥珀可以疗伤，令人捣碎分发将士。他平时穿着十分随便，连齿木屐，普通裙帽；住处用土屏风、布灯笼、麻绳拂。为了警诫后人，他在宫中悬挂了少儿时使用过的农具、补缀多层的破棉袄。后来，他的孙子孝武帝刘骏看见这些东西，讥诮祖父是“乡巴佬”。

　　同年，由于先前林邑借晋末乱局屡屡侵扰交州，刘裕命交州刺史杜慧度派兵万人南征林邑，大军深入林邑国（今越南南部）境内，歼灭了林邑国的大半士兵，痛击林邑，林邑请降，并向宋廷致送大象、金银、古贝等礼物。次年，林邑王遣使到宋廷入贡，并获刘裕册封。后计划在永初三年（422年）出征北魏，彻底肃清北狄，结果永初三年（422年）五月刘裕病卒，北伐取消。

少帝风波

　　刘裕死后，长子刘义符继位，史称少帝，年仅17岁；朝政由司空徐羡之、中书监尚书令傅亮和中书令谢晦等人主持。刘义符继位后，嬉戏无度，不听朝臣谏阻，于是徐羡之等谋废少帝。同时，北魏趁刘裕逝世，与少帝昏乱，于景平元年（423年），发兵攻占刘宋的洛阳、虎牢、滑台等河南地，宋军固守项城（今河南项城北），魏人不能破，转而陷许昌、围汝阳，汝阳太守弃军出逃，只有副将陈宪还在坚守，宋豫州刺史刘粹派兵增援汝阳，同时又遣军袭击许昌魏军，魏人见汝阳城不能克，于是全力毁坏许昌城后撤军北返。此战过后，刘宋的北部防线退至汝阳（今河南汝阳县北）--颍川南（今河南许昌南）--项城（今河南项城北）--淮阳（今河南周口东）--考城(今河南商丘东北)--济阴（今山东菏泽市）--东阿（今山东聊城东）--清河（今河北清河东南）--武城（今山东德州西北）--新乐（今山东宁津东）--阳信（今山东滨州阳信、无棣境内）一线，但北魏兵马亦死伤甚重。景平二年（424年）五月，徐羡之等用皇太后的名义废少帝刘义符为营阳王，迁居吴。立刘裕三子荆州刺史、宜都王刘义隆为帝，史称宋文帝，改元“元嘉”。

元嘉之治

　　宋文帝即位之初，朝政由徐羡之、傅亮和谢晦三人把持。文帝既不能容忍大臣擅行废立之事，又不忍甘当傀儡。于元嘉三年（426年），文帝先后诛杀了徐羡之和傅亮，又亲自督檀道济、到彦之率军西进，将谢晦擒杀。将军政大权收归己有。

　　宋文帝即位后，继续实行宋武帝刘裕的治国方略，在东晋义熙土断的基础上清理户籍，下令免除百姓欠政府的“通租宿债”，又实行劝学、兴农、招贤等一系列措施，使百姓得以休养生息，社会生产有所发展，经济文化日趋繁荣，由是“三十年间，氓庶蕃息，奉上供徭，止于岁赋。晨出暮归，自事而已”，“民有所系，吏无苟得。家给人足，即事虽难，转死沟渠，于时可免。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谣舞蹈，触处成群，盖宋世之极盛也。”[18]  宋文帝刘义隆多次下令劝课农桑，奖励垦荒，采取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发展生产。刘宋前期20多年间，战争较少，社会经济发展迅速，出现了“元嘉之治”的繁荣景象。

　　经过刘裕父子的努力，晋末以来“治纲大弛，权门并兼，强弱相凌；百姓流离，不得保其产业”的状况有所改善。史称其时：“三十年间，氓庶蕃息，奉上供徭，止于岁赋。晨出暮归，自事而已。……民有所系，吏无苟得。家给人足，即事虽难，转死沟渠，于时可免。凡百户之多，有市之邑，歌谣舞蹈，触处成群。盖宋世之极盛也。”[19]  这一派歌舞升平，人民安居乐业的太平景象，难免带有封建史家过于渲染的色彩。但不管怎么说，元嘉时期确是南朝最安稳的时期。

元嘉北伐

　　宋文帝刘义隆继位后，即谋划收复北魏于宋景平元年（423年）夺去的河南诸军事重镇。遂于元嘉七年（430年）三月，乘北魏刚与北方柔然交战、黄河以南屯兵减少之机，以右将军到彦之领兵5万，统率安北将军王仲德、兖州刺史竺灵秀的舟师入黄河；又使骁骑将军段宏率精骑8000直指虎牢（今河南荥阳西北）；豫州刺史刘德武率兵1万继进；后将军长沙王刘义欣率兵3万监征讨诸军事。在此之前，先命殿中将军田奇出使北魏，告知魏太武帝拓跋焘：此次攻魏只为收复黄河以南失地，不关河北。魏人敛兵河北以避之，刘宋相继占领滑台、洛阳、虎牢等地，一度收复了河南北部，但十二月，魏人大举南下，至元嘉八年（431年）二月中旬，虎牢、洛阳、滑台再度被魏军攻破，所得之地复失，第一次元嘉北伐结束，宋魏恢复战前疆界。

　　北魏在统一黄河以北后，有继续向黄河以南深入地奢望。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南北两个全盛的国家，爆发了决存亡的大战争。元嘉二十七年（450年），魏太武帝自率步骑十万攻宋悬瓠城（河南上蔡县东），宋将陈宪坚守苦战，魏军死伤甚重，败退。接着，宋文帝发大军，进行第二次元嘉北伐，分水陆数路北伐，魏太武帝也发兵号称百万渡黄河来应战。宋将王玄谟率主力军攻滑台，被魏主力军击败。柳元景、薛安都破魏洛州守军，收复陕城和潼关。宋文帝因王玄谟溃败，召还柳元景等军。元嘉二十八年（451年），魏军乘胜攻彭城，徐州刺史刘骏（宋文帝子）决心坚守彭城，魏太武帝攻城不克，于是绕过彭城，率大军南行。刘骏派嵇玄敬率军提前进至留城，观察魏军的动向。魏军后攻留城，留城守军由于当地百姓协助，取得胜利，魏军遭到失败。魏太武帝于是又绕过留城，率军南行。攻寿阳，寿阳守将刘铄命将士烧掉寿阳四周庐舍，凭坚城固守，魏军迟迟不能攻克。于是太武帝又决定绕过寿阳，渡淮南进，兵锋直指长江。渡淮后得知盱眙（江苏盱眙县）城有储粮，便猛攻盱眙。盱眙守将臧质奋力抵抗，魏军攻城不下，又绕过盱眙，率军南行直到瓜步（江苏六合县境），声言要渡长江。宋沿江戒严，每户都得出丁男来服役，王公大臣家子弟也不能免。魏兵缺粮，前面有大江，后面又有宋兵坚守城镇，只好退走。魏军在返回途中为了解决军粮，再次围攻盱眙，魏太武帝向宋盱眙守将臧质求酒，臧质给他一罐便尿。魏太武帝受辱，大怒，全力攻城三十日，魏兵尸体高与城平，仍不能攻入。后得知后方的刘宋彭城守军准备断其归路，同时宋文帝又遣水军自海入淮来攻，拓跋焘遂撤盱眙之围，忍辱退走。魏军回撤途中，魏太武帝因南侵失败，尽量发泄了他的所有野蛮性，宋朝江北的南兖、徐、兖、豫、青、冀六州地方，都遭受破坏。尤其是魏军回撤途中的徐、兖、豫三州，魏兵一见丁壮人就杀，刺婴儿在长矛上，舞矛以为戏乐，掳去生口一万多人，听说宋兵来追，把生口全部杀死。魏兵经过的郡县，房屋被烧毁，变成一片白地，“邑里萧条”，刘宋“元嘉之治”因此衰落。但北魏撤回魏境时，六十万大军损失已过半，《资治通鉴》载北魏经此一役“士马死伤过半，国人皆忧之”，同样损失惨重。

　　元嘉二十九年（452年），宋文帝得知北魏发生政变，魏太武帝被宦官宗爱所杀，遂发动第三次元嘉北伐。命萧思话督冀州刺史张永攻碻磝，鲁爽、鲁秀兄弟与程天祚率四万荆州兵向洛阳、虎牢方向进攻，雍州刺史臧质率军攻潼关。青州刺史刘兴祖得知北伐，便上书宋文帝请许自己率七千兵从山东出发直捣中山，进军河北并取当地农作物补充军粮，若果成功，北魏在黄河南岸的守军亦当溃败，那时北伐主力的张永再率军北渡黄河进攻河北，而后堵塞太行山诸隘口，将北魏遏制在山西以内。宋文帝一心只想收复河南军镇，恢复宋武帝时期的黄河一线的军事防线，没有听从刘兴祖的建议。七月，由鲁爽率领的西路军虽然很快便攻占了长社（今河南长葛市），并在大索城击败拓跋仆兰，进而围攻虎牢；但张永统率的东路军却迟迟攻不下碻磝，后魏军通过挖地道出城，纵火烧毁宋军营垒及攻城器具，破坏宋军进攻的通道。萧思话见碻磝久攻不下，青、徐二州又歉收，遂在八月率军退还历城（今济南）。鲁爽、臧质等知晓东路军已退，于是和柳元景等退兵，第三次元嘉北伐除恢复之前被魏军占领的一些城池外，基本无功而还。

　　三次元嘉北伐，宋文帝不仅没能收复失地，反而使人力物力遭受巨大损失，其中第二次元嘉北伐期间，北魏南进沿线，经魏军破坏，赤地千里，邑里萧条，刘宋的小康局面遂告结束。三次大战争，宋兵力小，魏兵力大，宋进攻中原，失败是难免的。宋文帝并无战争经验，每次出兵作战，总要预先制定计划，限制将帅的机动性。交战的日期和时刻，也必须由宋文帝亲自决定。朝廷离战阵路途遥远，常常坐失时机，这也是遭致失败的一个原因。魏是野蛮的国家，每次作战，总是驱迫汉民在前阵，鲜卑骑兵在后面驰逐，汉民前进得慢一点，就被骑兵踏死。攻城尤其避免用鲜卑人。魏太武帝猛攻盱眙，给臧质信里说：“我派出的攻城兵，都不是我国人（鲜卑人）。攻东北城的是丁零人匈奴人，攻南城的是氐人羌人。你杀死这些人，省得他们在我国内作乱，对我只有好处，你尽力杀吧！”魏兵作战就是这样消耗大量非鲜卑人的生命来进行的。三次北伐，刘宋从此国力大损，北魏兵马也损失过半，南北两朝都疲惫，不敢再轻易较量兵力。

文帝被弑

　　元嘉三十年（453年），因文帝长子皇太子刘劭利用巫蛊诅咒文帝早死之事暴露，文帝欲废太子刘劭，赐刘濬死。潘妃密告太子刘劭。刘劭遂于当年3月起兵入宫杀了文帝[24]  。同年四月，武陵王、江州刺史刘骏依靠元嘉后期在雍州境内招募流民组建的雍州地方伐蛮军的力量随即起兵讨伐刘劭，并获得各方军镇的支持，先后攻克南洲，栗州等地。至新亭修建营垒击败劭军直逼建康，到同年六月时，攻下京城，诛杀刘劭及刘濬，登帝位，即为宋孝武帝。追立文帝庙号为“太祖”、谥号“文皇帝”。

孝武继立

　　宋孝武帝刘骏即位后，第二年改元“孝建”，其在私人生活上的极不检点，颇受后人诟病。但他在位十一年，也对当时制度进行了多项改革。

　　一、政治上，他加强中央集权，强化皇权。撤除“录尚书事”职衔，并分割州、郡以削弱藩镇实力，并开始以中书舍人戴法兴、巢尚之等人处理中枢机要事务，形成后代所谓“寒人掌机要”的政治局面，孝武帝的集权化统治也被史书称为“主威独运，官置百司权外假”。孝武帝同时重用江东寒门沈庆之与伧荒北人柳元景，依照两人的功绩，先后提拔为三公，开启吴兴沈氏与河东柳氏攀升为南朝高门的起始之路，并开创南朝寒门、寒人以军功升为三公的先例。此外，孝武帝还提拔孤寒衰微的袁粲为员外散骑侍郎和侍中；拔擢寒门出身的颜师伯、颜竣成为高官重臣；重用卜天生、鲍照、宗越、徐爱、垣护之、薛安都等寒门。

　　二、官制方面，他设置二吏部尚书、取消五兵尚书，将人才官员的铨选大权彻底收归皇帝手中；创立御史中丞专道制度，以提高和恢复御史中丞的地位，从而加强对吏治的整顿。同时他还削弱东宫官属、加强皇宫禁卫，扩充中央禁军的力量。此外，他还诏令郡县官的任免应以实际才干为主，取消郡县官任免的入仕年限的门槛使寒门可以不因为入仕年限比不上那些士族而在郡县官的任免升迁中处于劣势，同时缩短其任期，将郡县官的六年改为三年，将服亲相临制度扩大化、制度化。

　　三、政区方面，刘骏还通过改置州镇的办法削弱地方势力，他即位初，将扬州分为扬州及东扬州二州；将东晋以来废置不常的湘州（治今湖南长沙市）最后稳定地设立起来，分统原荆州所统长沙等八郡；后又分荆州、湘州、江州、豫州共八郡置郢州（治今湖北武汉市），横跨数州之间；东晋以来，雍州侨置于荆州之内，无实际统治区域，宋文帝曾分荆州襄阳等五郡归雍州统辖，治襄阳（今湖北襄樊市），刘骏又进一步分荆州郡县充实雍州无实土的侨郡县，使雍州重镇形成，荆州因此再也不能发挥其昔日威胁建康朝政的影响。刘骏还委任寒人担任州镇军府掌管文书的典签，他们负责监视州镇长官，并拥有随时将情况直接报告朝廷的权力，州镇起兵反抗朝廷的可能性大大削弱。

　　四、经济方面，他推行土断，罢免侨户，抑制兼并，赦免军户和奴婢，奖励养马，限制士族封山占水，设立台使，改铸钱币整顿货币流通混乱的问题，并多次下诏劝课农桑。

　　五、军事方面，他进行军事体制改革，罢除军户制，恢复秦汉以来的“征兵制”以逐步取代汉末时兴起“世兵制”。同时鉴于元嘉末年刘宋北伐惨败的教训，他大力滋养战马，有意训练骑兵，以加强军备，并在部分适合养马的州镇实施奖励养马的政策，又“练莞训旅”加强对军队的训练，同时接受垣护之的建议将青州州治由远离前线的东阳城移并到第一线的历城与冀州并镇以巩固边防。

　　六、文化方面，他弘扬儒学，建造孔庙，使自东晋南渡江左以来被废绝的祭祀孔子的典礼又被重新恢复，同时进行了系列的礼制改革，以恢复礼乐制度。此外，佛教方面，他一方面支持和弘扬佛教，礼敬高僧；另一方面又整肃沙门，建立僧官制度以防范僧尼干预军政事务，沙汰无品行的僧尼，整顿佛教不正之风。

　　宋孝武帝刘骏虽在政治改制上起到一定积极作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江南的开发与货币经济的深化。但其激进的改制也破坏了元嘉年间以来的政治结构的平衡。同时，孝武帝在位11年，虽有刘义宣、刘诞的叛乱，但都很快便被平定，同时孝武帝又于孝建三年（456年），实行“青冀并镇”巩固边防；在对外军事上，大明二年（458年）北魏文成帝拓跋浚遣兵进犯刘宋青、兖二州，孝武帝以颜师伯为青州刺史，调积射将军殷孝祖赶赴前线，又派遣司空参军卜天生率领大军等会师，一起抗击北魏大军，颜师伯一月之内四战四捷，斩杀北魏大将树兰、窟坏公、五军公等人，击溃魏军，宋军乘胜追击，接连收复杜梁、申城、东平、临邑、縻沟等在元嘉北伐期间被北魏侵占的济水北岸的城池，宋军将魏军赶回了黄河下游的北岸。魏军撤军途中，投河淹死的士兵不计其数，此次宋魏青州之战，是刘宋自元嘉三次北伐失败以来，对北魏取得的首场大胜。宋孝武帝虽在其在位期间，军事上几次小胜北魏，在政治、经济等方面也做出了一些有意义的改革举措，但同时其本人生活上的骄奢腐败颇受传统史家诟病。特别是在他统治末期，一改前期的息兵简政的风格，开始居傲自满、好酒奢靡、大兴土木、滥用民力，加重了百姓负担，导致大明末年，民生出现凋敝，致使其在位前期形势出现好转的刘宋，在其执政末年又走向衰败。在位期间，宋孝武帝刘骏在平定起兵叛乱的刘义宣后，开始着手解决宋文帝元嘉年间以来频繁地让“宗室出镇重要州镇”的局面，导致地方宗室力量过强的问题。孝武帝通过创立典签制以加强对地方宗室力量的控制，并通过将部分宗室调离重要州镇的手段削弱宗室实力，同时残酷镇压和诛杀部分实力较强但又不服他的宗室，将南平王刘铄、竟陵王刘诞、武昌王刘浑、海陵王刘休茂杀害。虽然确实加强了中央集权，但也导致了宗室对朝廷的畏惧和不信任，为之后十几年间刘宋宗室进一步内斗直到灭亡埋下隐患。

　　大明八年（464年）五月，在位十一年的宋孝武帝刘骏病死，皇太子刘子业即位，是为宋前废帝。

废帝之乱

　　刘子业即位，是为宋前废帝。刘子业，是一个更为残忍的人。他自率羽林兵讨杀他的叔祖太宰、江夏王刘义恭，并杀其四子。杀大臣柳元景并其八子、六弟及诸侄，又杀大臣颜师伯并其六子。又遣使诛杀江夏王刘义恭的世子湘州刺史刘伯禽。对大臣说打就打，如对待奴隶。又杀新安王刘子鸾，杀其母弟南海王刘子师及其母妹。又要杀徐州刺史义阳王刘昶，刘昶逃奔北魏。又杀会稽太守孔灵符、宁朔将军何迈，杀三朝元老大臣沈庆之。湘东王刘彧、建安王刘休仁、山阳王刘休佑，都是刘子业的父辈。刘子业把他们皆聚之建康，拘于殿内，任意折磨。前废帝作恶多端，朝臣惴惴不安，左右也都终日战栗，各有异志，中外骚然。永光元年（465年）十月，湘东王刘彧与不堪受刘子业之辱的刘子业的侍卫寿寂之等人发动政变，刘子业被杀，在位一年有半。湘东王刘彧即帝位，是为宋明帝。

宗室内斗

　　宋明帝刘彧弑君称帝之前的一个月，江州长史邓琬和雍州刺史袁顗，以废昏立明的名义，拥戴孝武帝第三子，年幼的江州刺史刘子勋，号召四方讨伐建康的刘子业。刘彧抢先一步杀掉刘子业称帝后，泰始二年（466年）二月七日，袁顗等人拥立刘子勋（时年十一岁）登基为帝，年号义嘉。刘子勋登基后，果然获得各地宗王、方镇的支持效忠（因为当时出镇地方的宗王，都是孝武帝的幼子），使得刘彧政权的号令，不出建康城外的百里之地。更险恶的是，刘子勋与各方镇都谴责刘彧篡位自立，纷纷出兵从四面八方讨伐建康。当时刘彧的弟弟们都在中央，支持兄长即位；孝武帝的儿子们则多在地方，支持刘子勋，刘宋宗王形成文帝系与孝武帝系两方内斗的局面。刘彧政权虽然领土、人口都不到刘子勋政权的十分之一，但是以伐乱为名，凭借量少质精的中央军，采取各种积极手段：一、采用才干名士蔡兴宗的意见；二、重用吴喜、沈攸之、张永、刘勔、萧道成等武将；三、放权给诸弟刘休仁等人积极平乱。于是上下一心、兵强将勇，先定浙东，打败刘子房；再西上攻陷江陵、寻阳，因此消灭刘子勋政权并平定江南与淮南各地（466年底），最后全面诛杀孝武帝子孙。

末期衰亡

　　宋明帝即位后，继续延续孝武帝用寒人操纵朝政，典签监视州镇的政策。为了巩固自己的帝位，他诛杀因镇压刘子勋等叛乱有功而执掌大政的弟弟刘休仁、刘休祐，其兄弟辈巴陵王刘休若也被杀，只有桂阳王刘休范因无才能而免于一死。宋文帝、孝武帝子孙死者数十人。泰始二年（466年），徐州刺史薛安都因曾支持刘子勋政权，担心宋明帝对自己下手，举城降魏，与魏军合力击败宋军，到泰始五年（469年），刘宋在淮河以北的青、冀、徐、兖四州及豫州的淮西六郡全面陷于北魏，北部防线基本退至淮河，刘宋在淮北只剩下海州，因此淮北除海州外，刘宋基本与北魏划淮河为界，史称“泰始之祸”。但明帝诛杀宗室诸王，并未能实现他巩固皇位的初衷。宋明帝虽在即位初期，任贤用能，大力革除前废帝时期的弊政，颁布了多项废除苛捐杂税，减免赋税，去繁就简的政治举措。但是他在“泰始之祸”后，便开始渐失意志，纵情声乐，使刘宋朝纲始终不振，以致晚年经常“载深矜叹”。同时，明帝晚年猜忌心极重，为了保证其子顺利接位，在死前大肆诛除有能力的皇弟宗室、朝廷功臣和高门士族，引起朝臣惶恐不安，造成刘宋末期中央和地方军镇互相猜忌、攻伐的政治乱象。泰豫元年（472年）四月，宋明帝刘彧病死，其子刘昱即位。元徽二年（474年）五月，江州刺史刘休范据州起兵，率军2万东下进攻建康，右卫将军萧道成拒战有功，升任中领军，总帅禁军，上升为与宰相袁粲并列的“四贵”之一，更受到掌控宫中内外大权的权臣阮佃夫的倚重，因此他能够得以交结地方军镇都督，借此扩张势力。元徽五年（477年），刘昱在杀掉权臣阮佃夫之后欲亲理朝政，试图将宫中内外大权悉数收回，准备剥夺萧道成禁军职权，遂与萧道成发生激烈冲突，同年七月，萧道成收买刘昱的侍从抢先一步派人弑杀刘昱，立其弟刘凖为帝，自执朝政[29]  。此时，忠于刘宋朝廷的大臣袁粲、沈攸之等先后率众起义讨伐在建康弑君废立的萧道成，但都被残酷镇压。升明三年（479年）四月，扫除篡位障碍的萧道成篡夺皇位，废刘凖自立为帝，刘宋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