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

金世宗

完颜雍的各项改革，首推吏治改革。他的吏治改革内容：

    一是任人唯贤唯才，不重资历。完颜雍，按照资历用人，只是对待一般的人来说，对于才干过人者，怎么还能拘泥于常例呢！按照这种思想，在他统治期间，朝中任用了一些出身低微的小吏。如移剌道，原来不过是个都督府长史，世宗得知他的政绩，建议大用。但按他的资历最高只能为翰林直学士。世宗认为这样不足以尽其才，就派他去担任中都路的转运使，后又升任宰相。

    二是官吏的升迁以政绩为准，反对苟且因循。有一次，金世宗去上京，一路所过州郡，都征发众多的民夫，大修桥梁驰道，以博得金世宗的欢心。唯独同知北京（今辽宁凌源西）留守刘焕，只派少量的人把道路修得平整些。完颜雍认为刘焕做得好，就升他为辽东路转运使。正是由于他以政绩好坏来选拔升迁官吏，因此，在他统治期间，出现了一批政治上有作为、正直清廉的官吏。

    三是官吏到了一定年龄，就应当辞官。他认为人到晚年，精力总是不足的，因此他规定朝中大臣“许六十致仕”，也就是允许六十岁辞去官职。他在吏治方面的改革除上述几点外，还有对官吏赏罚分明、中央和地方官经常交流等，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吏治改革，保证了金世宗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改革。

    在改革吏治的同时，完颜雍在官制、法制方面，也进行了改革。完颜雍新订的官制，以尚书令、左右丞相和平章政事为宰相官，左右丞、参知政事为执政官。宰相增员，可以分散宰相的权力，以集权于皇帝一人，也可以使更多的官员参预政事。

    在法制上，完颜雍主张择善而从。他认为旧的法律条文有不合适的地方，应当更改，唐朝、宋朝的法律有可用的，就用。他还对臣下说：“一制定法律条文，不要只局限于按照旧律，而且一些条文还很难让人看懂。历代的法律都在不断地修订、补充。文化低的百姓，常因不懂法律而违法。如果对那些难懂的条文，加以删改，让百姓一看就明白，不是更好吗？应当修订法律，务必让大家明了。”大定年间，金朝的法律经过修订，更加完善了。

经济

世宗时期的大定通宝(5)

休养生息

    为了与民休养生息，安定社会秩序，完颜雍颁发了免奴为良的沼令，提高了生产的积极性。他还采取了重视农桑、奖励垦荒，进一步开弛禁地，实行增产者奖，减产者罚等一系列措施，发展了农业和畜牧业。对于遇有水旱灾害的地区，实行减免租税的办法，减轻人民负担，稳定了生产情绪。完颜雍本人又提倡节俭，注意兴修水利，鼓励民间发展手工业生产。因此，从大定年间开始，金朝的经济得到了全面的恢复和发展。

计口授田

    完颜雍试图继续维持计口授田制，保护女真猛安谋克户的特殊权益。自完颜亶以来在中原推行对女真猛安谋克户的计口授田制度，因中原旧有封建生产关系的影响和以战争俘虏补充奴隶来源的彻底断绝，逐渐向封建租佃制演变。一些猛安谋克户开始出卖奴隶，致使耕田者减少，只得将所授之田出租给汉人农民耕种。另一些女真猛安谋克户，在战争结束后不再回到所授之田上耕作，直接将其转租给汉人农民。也有一些贫困的女真户将所授之田出卖给“豪民”。女真猛安谋克户发生了阶级分化，那些坐收地租的女真户便转化为封建地主。而女真贵族和官僚地主多占或冒占官田的现象也日趋严重。

    完颜雍企图制止生产关系向封建租佃制的转化，大定二十一年（1181年），他颁布禁止中原猛安谋克户出卖奴婢转租田地的诏令。次年（1182年），他又规定：一旦查出有不自耕种的猛安户，杖六十；谋克杖四十。

    对于贵族地主多占冒占官田，完颜雍在大定十九年和二十一年先后派员到各地拘括官田。括田的本意是将所括之田分给贫民，继续对无田少田的猛安谋克户实施计口授田的旧制。但在实际执行中，一些小地主和农民的土地都被强行拘括，田地更集中到官府和女真贵族官僚地主的手中，反而加速了封建租佃关系的发展。

通检推排

    金初对人户三年一籍，清查其人口、驱奴、土地和资产，据以排定户等，征收物力钱（财产税），征发差役。但贵族、官僚和地主以各种方式隐瞒财产逃避税收，而贫苦人户却负担重税。

为改变赋役不均现象，大定四年（1164年），世宗下令分路通检天下物力，因标准不一，诸路不均，百姓不堪承受。次年，颁布“通检地土等第税法”，统一各路标准，轻重不均的现象始有所改变。

    大定十五年（1175年），离上次通检已经十年，但赋役仍有不均，世宗再命分路推排物力钱，手续较通检简化。而随着猛安谋克户内部的阶级分化，地主和农牧民的赋役也开始严重不均。大定二十年，从中都入手在猛安谋克户内也实行推排，两年后推广到全国，方法是清查各户土地、牛具、奴婢之数，分为上中下三等以均赋役。

    大定二十六年和章宗泰和八年（1208年），金朝还进行过这种推排。尽管在通检推排中，不无官员上下其手苛增物力的扰民现象，但对均平全国赋役，保证国家收入，缓和社会矛盾，毕竟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文化

金世宗为其母建的垂庆寺（广佑寺）(18)

    金世宗完颜雍在位时，在文化上延续金熙宗、海陵王以来的汉化政策。他即位之初，有许多大臣劝他还都上京会宁府，但由于李石、张玄素、独吉义等人的劝说，世宗最终还是决定以中都为首都，仍旧坚持汉地本位。他对以石据等汉官委以重任，令他们依照唐宋制度继续对金朝的典章文物进行改革。同时世宗还重视人才培养和科举取士，大定四年（1164），完颜雍下令：“进士文优则取，勿限人数”。大定六年（1166年），开始置太学，学生最初只有160人，后发展到400人。大定十六年（1176年），又设置府学十七处，有学生上千人。金世宗对状元、进士，不仅要求其有才，而且要求人品要好。他规定，状元品行不好的，要除名。对中状元的人，先要访察他在乡里的品行，品行好的，才能按状元的待遇对待。全世宗一朝，科举制从人数到考试科目、到中举的质量，都有了发展和提高。官吏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科举考试。世宗朝的科举考试极为严格，由女真士兵对考生“解发袒衣，索及耳鼻”，严防作弊发生。科举制的发展，为金朝政府广招人才，进一步充实了统治集团。

    除此之外，金世宗本人也熟读汉文典籍，治国理政皆尊奉儒家思想，他崇尚“民本”，体察民情，爱惜民力。“每当食，常想贫民饥馁，犹在己也”。^[4]每次春水秋山，外出巡狩，世宗都严禁随从扰害地方，所需物品不许向民间索取，征发人夫，以钱和雇。大定一朝，黄河累年决口，灾害连年，世宗始终能坚持赈贷，不遗余力。他推崇儒学，遵奉礼教，严于律己，崇尚节俭。“朕虽年老，闻善不厌，孔子云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大哉言乎！”“人之行，莫大于孝弟。孝弟无不蒙天日之佑。”“昔唐虞时，未有华饰，汉惟孝文务为纯俭。朕于宫室唯恐过度”。他“常慕古之帝王，虚心受谏”，令群臣百姓“有言即言”，“敷奏勿有所隐”。世宗曾经这样讲：“朕以万机之繁，岂无一失”，“卿等但言之，朕当更改，必无吝也。”从谏如流的唐太宗与耿直敢言的魏征，一直是他为政治国常常提起的榜样。 他熟读史书，注意以史为鉴，修明政治，经常与臣下谈古论今，论史事兴咎，评人物得失。“朕于圣经（儒家经典）不能深解，至于史传，开卷辄有所益。”在他的倡导下，金朝文化不断汉化，他的皇太子完颜允恭便“读书喜文，欲变夷狄风俗，行中国礼乐如魏孝文”。

    但是，金世宗反对全盘汉化，他认为吸收过多的汉文化，会使女真族腐化堕落，丧失尚武本性，因此在大定十一年（1171年）以后，金世宗频频强调维护女真旧俗，掀起一场“女真文化复兴运动”。金世宗曾向右谏议大夫、契丹人移剌子敬流露过这种想法：“亡辽不忘旧俗，朕以为是。海陵习学汉人风俗，是忘本也。若依国家旧风，四境可以无虞，此长久之计也。”金世宗完颜雍是一位女真民族传统的坚定捍卫者，他为保存女真文化可谓苦心竭虑，不遗余力。世宗经常像这样谆谆告诫女真贵族说：“女直旧风最为纯直……汝辈当习学之，旧风不可忘也。”一次，世宗与太子允恭等人前往宫中睿思殿，命歌者用女真语唱歌，随后对皇太子及诸王说：“朕思先朝所行之事，未尝暂忘，故时听此词，亦欲令汝辈知之。……汝辈当体朕意，至于子孙，亦当遵朕教诫也。”拳拳之心，溢于言表。最令世宗担忧的是，自海陵南迁以后，新一代女真人已经渐渐遗忘了本民族传统，他曾对朝廷宰执吐露过这种忧虑：“会宁乃国家兴王之地，自海陵迁都永安，女直人寖忘旧风。朕时尝见女直风俗，迄今不忘。今之燕饮音乐，皆习汉风，盖以备礼也，非朕心所好。东宫不知女直风俗，第以朕故，犹尚存之。恐异时一变此风，非长久之计。甚欲一至会宁，使子孙得见旧俗，庶几习效之。”后来世宗果真实践了他的这一夙愿。大定二十四年（1184年）三月，世宗亲率诸皇子皇孙回上京会宁府寻根，并在太祖完颜阿骨打起兵之地建立《大金得胜陀颂碑》，以弘扬女真民族精神。直到次年九月，世宗一行才返回中都。

    此外，世宗还大力倡导人们学习和使用女真语、女真文。兴办女真字学，创立女真进士科，以及用女真大小字翻译儒家经典，是世宗时期复兴女真文化的几项重要措施。世宗大定初，在全国各地大兴女真字学，“择猛安谋克内良家子弟为学生，诸路至三千人”，后又定制“每谋克取二人”。大定十三年（1173年），始创女真国子学，后又创建女真太学，各路广设女真府州学，“其学大振”。世宗兴办女真字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推广和普及女真大小字，藉以保存女真族的文化传统。世宗还于大定十三年（1173年）创女真进士科，以女真大字试策，以女真小字试诗，取徒单镒以下27人。女真进士科的创立不仅是为了保全女真文化，还含有世宗将女真文化发展为一种能与汉文化匹敌的文化体系的意图。他曾对左丞相完颜守道说：“契丹文字年远，观其所撰诗，义理深微，当时何不立契丹进士科举？今虽立女直字科，虑女直字创制日近，义理未如汉字深奥，恐为后人议论。”守道回答说：“汉文字恐初亦未必能如此，由历代圣贤渐加修举也。圣主天姿明哲，令译经教天下，行之久亦可同汉人文章矣。”

    将儒家经典翻译为女真字文本，这是世宗致力于女真文化建设的又一贡献。自大定四年（1164年）世宗下诏翻译汉文典籍始，先后译出《周易》、《尚书》、《论语》、《孟子》、《春秋》、《孝经》、《老子》、《文中子》、《刘子》以及《史记》、《汉书》、《新唐书》、《贞观政要》等十余种，这些译著被作为女真字学的教科书颁行到全国各地。以女真字来翻译儒家经典，这种做法最能体现世宗的文化主张，他一方面积极倡导学习女真语言文字，另一方面又很赞赏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在他看来，女真人朴实无华的传统美德与儒家的价值观念非常契合，他曾这样对人说：“女直旧风最为纯直，虽不知书，然其祭天地，敬亲戚，尊耆老，接宾客，信朋友，礼意款曲，皆出自然，其善与古书所载无异。”从这个角度考虑，世宗很乐意接受儒家文化，他曾“以女直字《孝经》千部付点检司分赐护卫亲军”，并对宰执说：“朕所以令译五经者，正欲女直人知仁义道德所在耳。”他的目的是要把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移植到女真文化中去，而不是让女真人抛弃本民族文化来接受汉文化。此外他还禁止女真人使用汉姓、模仿南人（宋人）装束、提倡骑射等等，都可看出金世宗为复兴女真文化、防止全盘汉化的良苦用心。^[5][6]

军事

金朝士兵

    世宗在位时，着手对金朝的军事制度猛安谋克制进行改革。大定七年（1167年），世宗鉴于过去省并猛安谋克和海陵时无功授猛安谋克者皆被罢去，因此而失职的很多，乃根据思敬的请求，以“量材用之"的原则又重新恢复一些猛安谋克，作为扩充猛安谋克的方法。大定十五年（1175年），由于猛安谋克内部领户制的混乱，十月遣吏部郎中蒲察兀虎等十人，分行天下，再定猛安谋克户，其规定“每谋克不过三百户，七谋克至十谋克置一猛安”。另外，自熙宗、海陵建立封建的中央集权政治后，往往猛安谋克是充任别职的，因而于大定十七年（1177年）对承袭制也作了些新规定， “制世袭猛安谋克若出仕者，虽年未及六十，欲令子孙袭者，听”。另外对“父任别职”，其子承袭猛安谋克规定必在二十五岁以上。这种规定也是从巩固猛安谋克的地位与作用出发的。

    大定二十年（1180年），一方面“以祖宗平定天下以来，所建立猛安谋克，因循既久，其间有户口繁简，地里远近不同，又自正隆之后，所授无度”，另一方面，因为“大定间，亦有功多未酬者”。于是对猛安谋克又作番“新定”工作，同时命“新授者，并令就封”。并规定功授世袭谋克的许以亲属从行： “猛安不得过十户，谋克不得过六户”。 “当给以地者，除牛九具以下全给，十具以上四十具以下者，则子宫豪之家量拨地六具与之”。大定二十四年（1184年），为了“大重其权”，以猛安谋克之号授给诸王，想以此来维护其女真旧俗。此外在经济组织方面也进行整顿，限制出卖土地、奴婢，禁止限外占田，加强对猛安谋克生产管理，奖励“聚种，“自种”，下令猛安谋克。自为保聚，其田土与民田犬牙相者，互易之”。从而使猛安谋克不得与民相混杂，以达到军事力量的聚集。

社会

反三风

    完颜雍注重盛世用“重典”，大力整肃官风，在大定年间开展了以“反三风”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

    反赌博风。金朝赌博之风盛行，为禁止官员赌博，大定十八年（1178年），完颜雍制定了“品官犯赌博法”。该法规定：“赃不满五十贯者其法杖，听赎；再犯者杖之。”也就是说，对初犯且赌博数额不大者，判处杖刑，但可以用财物赎罪；再犯者不允许赎罪，要执行杖刑。

    反说情风。在金朝，官官相护、徇私枉法的现象比较普遍。完颜雍深知此风对统治秩序危害很大，曾多次下令禁止，并亲自干预一些突出案件。大定十五年（1175年）十一月，唐古部族节度使移剌毛得之子杀其妻而逃，无语下令追捕。捕获后，皇姑梁国公主受托为其求情，完颜雍不许，斥责道：“公主妇人，不识典法，罪尚可恕。毛得请托至此，岂可贷宥。”大定二十六年（1186年），监察御史陶钧携妓游禁苑，被监察官石玠得知，准备以“无上下之分罪”纠劾时，陶钧托石玠的朋友阎恕来替自己说情，事情便压了下去。世宗得知此事后，不仅将犯官陶钧和徇情失举的石玠治了罪，而且将受托居中捎话讲情的阎恕也治了罪。

    反贪赃风。金朝官员贪赃主要有两种，一是贪污，二是受贿。完颜雍十分重视反贪惩贪，亲自主持制定法令，过问惩贪法令和措施是否得到落实。当时对贪官的惩处的确很严，不仅处理本人，而且株连子孙及相关人员，即使皇亲国戚或女真宗室犯了“赃罪”也绝不姑息养奸，仍然坚持秉公执法，同样严惩不贷。例如：完颜雍的妻兄乌林达晖因贪污官钱五百贯被罢官；太子的岳父徒单贞因贪污被追赃治罪；荆王完颜文在为大名府尹时，以职权将驽马换猛安谋克良马，买百姓的东西压价，贪污公款一万九千贯，被夺职，降德州防御使，僚佐亦皆坐不矫正而解职；连他的亲娘舅、参知政事李石因“冒领粮食”也被降了职。

    在严惩贪官污吏的同时，完颜雍对行贿受贿的惩处也同样严厉，如他对完颜守能案的处理就很能说明这一点。守能是金朝宗室，任西北路招讨使时曾两次受贿，虽两次数量都不足五十贯，但仍落得“杖二百，除名”的处罚。后人因此称赞他“终不以私恩曲庇”。^[7]

崇尚节俭

    完颜雍在作风上还很崇尚节俭。即位以来，服御器物，往往还是用旧的。据说他吃的也比较俭省。一次他正在吃饭，女儿来了，他竟没有多余的饭菜给女儿吃。还有一次，太子詹事刘仲诲向完颜雍请求增加东宫的收入和陈设。他不同意，并且说：“东宫收入已有规定，陈设也都有，为什么还要增加呢？太子生于富贵，容易养成奢侈的习惯，你们应当引导他崇尚俭朴。”他反对铺张浪费。对各地进贡的食品，他几次下诏罢止。

    他听说自己到各地住过的殿堂，都封闭起来，不让别人住了，认为这样做太无聊，就让臣下诏令，这些房屋仍然可以住人。他经常教育太子、亲王，要他们节俭，并以自己所穿的衣服为例说：“这件衣服已经三年没有更换，尚且完好如初，你们应该知道。”完颜雍对臣下说：“前代的君主，享受富贵，不知道耕作艰难的人很多。他们失去天下，都是因为这个原因。”他还说：“辽朝的君主听到民间缺粮食，就说为什么他们不吃腊肉呢？这是因为他自幼没有老师教导他懂得俭朴，等到即位，也就不知民间疾苦了。”

政策

    金世宗时代推行“女真为本”的民族政策，对汉族、契丹族等民族实施歧视与压迫。他不仅在文化上维护女真旧俗，防范女真被全盘汉化，在经济上的括户政策中，也一再拘括汉人的土地为猛安谋克户所有，导致了汉人与女真人的矛盾丛生。当时的尚书右丞唐括安礼是一个汉化的女真人， 世宗为救济女真屯田军户，欲签汉人佃户入军籍，而以其所佃官田分配给女真人，安礼进谏说：“猛安人与汉户，今皆一家，彼耕此种，皆是国人，即日签军，恐妨农作。”世宗听后不以为然，责骂安礼说： “朕谓卿有知识，每事专效汉人，若无事之际可务农作，度宋人之意且起争端，国家有事，农作奚暇？……所谓一家者皆一类也，女直、汉人，其实则二。朕即位东京，契丹、汉人皆不往，惟女直人偕来，此可谓一类乎？”又说：“朕夙夜思念，使太祖皇帝功业不坠，传及万世，女直人物力不困。卿等悉之。”从世宗的言论中可知他很明确地将汉人与女真人区分开来，并不一视同仁地当成“国人”，且反映出他偏袒女真的狭隘的民族政策。

    金世宗对契丹人也采取打压政策。他即位后，开始积极平息契丹人的叛乱（移剌窝斡之乱）。他改变了完颜亮全力剿杀的策略，而是剿抚并用。他利用了很多契丹族的官员，对起义军进行分化瓦解，对投降的起义者给以重赏，对不肯归顺的坚决镇压，终于平息了契丹起义。对于契丹人，他还实施同化政策，令其迁往上京等处，与女真人杂居，“男婚女聘，渐化成俗，长久之策也”。世宗对契丹人的态度，可以从下面这段对话中看得很清楚：一次，世宗对朝廷臣僚谈及契丹人时说道：“海陵时，契丹人尤被信任，终为叛乱，群牧使鹤寿、驸马都尉赛一、昭武大将军术鲁古、金吾卫上将军蒲都皆被害。赛一等皆功臣之后，在官时未尝与契丹有怨，彼之野心，亦足见也。”尚书右丞唐括安礼回答说： “圣主溥爱天下，子育万国，不宜有分别。”世宗又曰：“朕非有分别，但善善恶恶，所以为治，异时或有边衅，契丹岂肯与我一心也哉？”

外交

与宋的关系

    金世宗即位后，由于主要对付契丹叛乱，所以对宋采取守势。他首先向南宋声明，南侵是完颜亮的错误，希望能重新按照绍兴和议行事。其次对南宋的军事行动保持克制，不予以还击。等到平息了契丹人的起义，完颜雍重新对南宋采取强硬态度，先是击溃了川陕的宋军，又逐步收复了完颜亮南侵后丢失的土地。

    大定三年（1163年），金世宗击退了宋孝宗的隆兴北伐，和宋重新订立了隆兴和议，在和约上作出了让步，改宋向金称臣为称叔，而且将岁贡改称岁币，并减少了10万。但割去了宋的秦州和商州之地。对于后来南宋一直要求的改变宋朝皇帝接受金国国书的礼节和河南土地的要求，金世宗却不肯让步。隆兴和议使金宋保持了40多年的和平状态。

与蒙古的关系

    对待北边的蒙古（鞑靼）诸部，完颜雍视为心腹之患，他经常派兵去“减丁”，就是消灭一部分精壮的男子，并且还修筑了壕边堡。但此举反而加速了蒙古部落的重新分化组合，为蒙古部落走向统一增加了催化剂。

与西夏、高丽的关系

    西夏和高丽是分别是金朝东西两面的属国，金世宗在位时两国相继发生变乱，金世宗采取不干涉政策，表现出他的外交智慧。

    当时，西夏宰相任得敬专权，王室被架空，到大定十年（1170年）时发生任得敬分国事件，西夏仁宗李仁孝为已成为楚王的任得敬求封于金朝，世宗就此事问宰相，尚书令李石等以不干预其国内政事为由，主张允许。世宗认为是权臣逼夺，非西夏王本意，为保护西夏国臣属的完整性，没有同意，并在赐给李仁孝的诏书中说： “自我国家戡定中原，怀柔西土，始则画疆于乃父，继而锡命于尔躬，恩厚一方，年垂三纪，藩臣之礼既务践修，先业所传亦当固守”。后李仁孝诛任得敬及其党羽，并上表感谢，此后金夏相安无事。

    大定十年（1170年），金朝邻国高丽发生变乱，武人郑仲夫、李义方等发动叛乱，大杀高丽百官，废国王王晛（高丽毅宗），另立翼阳公王晧（高丽明宗），建立武人政权。高丽以王晛让位于王晧通报于金世宗，金世宗洞悉其奸，先不同意册封王晧，最后仍采取不干涉政策，册封了王晧，使金丽关系得以平稳发展。当时高丽武人政权内部也不稳定，大定十四年（1174年），高丽西京留守赵位宠起兵，并上表金朝，“请以慈悲岭以西，鸭绿江以东四十余城内附”。这无疑是扩土充疆的天赐良机，但世宗予以回绝，对叛乱采取决不支持的态度。叛乱平定后，高丽奉表感谢。有一次，高丽进贡的两条玉带中有一条是石质的，众臣请求惩罚高丽，金世宗却说：“小国无能辨识者，误以为玉耳。且人不易物，惟德其物，若复却之，岂礼体耶？”正是由于金世宗表现出的大国风范与不干涉政策，使金朝与高丽的睦邻友好关系未受时局影响，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