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
加强皇权
登基之后，摆在朱瞻基面前最大的问题就是朱元璋留下的外藩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建文、永乐、洪熙三朝都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朱瞻基即位之后，马上着手整顿军务，准备迎接来自强藩的挑战。他的皇叔朱高煦在靖难之役中就战功赫赫，很会带兵，永乐朝被封乐安之后，就从没有放弃武力夺取政权的野心，终于机会来了，朱高炽病逝，朱瞻基即位，国家动荡，皇帝年轻，正是造反得好时机，于是经过精心的准备后也像他的父亲朱棣一样扯起了“清君侧”的大旗，矛头直指五朝老臣夏原吉。早已准备就绪的朱瞻基在大臣杨荣的建议下御驾亲征，在声势上一下就压倒了叛军，以前同意与朱高煦共同起兵的几路兵马也都按兵不动，明军很快包围了乐安城，见大势已去，朱高煦只得弃城投降，这次战役以明军的大获全胜，生擒朱高煦而告终。群臣都劝朱瞻基将朱高煦正法，朱瞻基念其是藩王网开一面，没有杀他，而是将他废为庶人，软禁在西安门内逍遥城。
得胜之师回到北京后，朱瞻基马上传召给另外一个皇叔朱高燧，暗示他交出兵权，朱高燧并没有反抗，乖乖地交出了三卫兵马，就这样明初近半个世纪的藩王问题在宣德朝终于得到了解决。
在朱瞻基的身边，汉王朱高煦和赵王朱高燧一直没有放弃争夺皇位的念头，时刻威胁着社会的安定。朱瞻基即位后，深知两位皇叔久蓄异志，加强了对两位皇叔的防范，但没有采取强硬的行动宣宗射猎图，反而重加赏赐，以礼相待。朱高煦认为少主新立，软弱可欺，更加积极谋夺皇位。八月，朱高煦以为时机成熟，仿照朱棣起兵举事，派人到京师秘密联络英国公张辅作内应，事发，阴谋为朝廷所知。起初，朱瞻基没有派兵征讨，而是修书一封派人送给朱高煦，规劝他罢兵。
面对如何平定朱高煦的叛乱，朱瞻基决定亲征。皇帝亲征的消息极大地鼓舞了六军将士，使民心迅速安定下来，动荡的局势有所缓和。有人说朱高煦曾经请居南京，这次他会率兵攻取南京。朱瞻基则另有一番见解：济南城池坚固，朱高煦不会冒险攻打；叛军的家属都在乐安城，因此朱高煦也不会南下攻取南京，只有固守乐安。正如朱瞻基所料，朱高煦知道新君亲征，竟然没有了主意，在乐安束手待毙。朱瞻基令平叛大军将乐安四面包围，但没有发动攻势，而是将劝降信射入城中，继续劝谕朱高煦出降。此时的朱高煦已经彻底绝望，私下派人来请降。叛军中的王斌等人宁愿战死，坚决阻止 朱高煦投降。朱高煦吓破了胆，从间道跑出来投降了朱瞻基。大臣请求将其立地正法，朱瞻基顾 及亲情，没有同意，而是将朱高煦押送回京，废为庶人，禁锢在西安门内。班师回朝，朱瞻基特意将乐安改为武定州。这时他一定会想起当年祖父朱棣为了开拓自己的眼界，熟悉军事， 带着自己深入漠北，出征蒙古。
朱高燧这次没有举兵，并不是因为他突然改过自新。据《（弘治）徽州府志》记载，朱高燧对朱高煦的叛乱行为很是赞成，并且积极招呼汉王派来的联络使者。朱高燧府左长史胡永兴力劝赵王不可造次，赵王根本不理睬。胡永兴情急之下，派人在路上截杀朱高煦使者，烧掉来往信件，将朱高燧参与叛乱的痕迹销毁了。这样，朱高燧才能够逃得一劫。假如朱高燧当时有所异动为朝廷所察的话，能否保存就是一个疑问了。不过，以朱瞻基对朱高燧的了解，他肯定知道朱高燧并不是那么安分。在他自己都想移军彰德的情况下，能够听从相反的意见，保全朱高燧，这是很难得的政治家气度。
朱高煦本来也可以保留性命的。朱瞻基在西安门内辟出囚室，械系朱高煦于此。三年后，朱瞻基带着内侍前去探望。不想朱高煦对自己的处境耿耿于怀，用脚将朱瞻基勾倒。朱瞻基惊魂未定，恼怒异常，命人将朱高煦罩在一个300斤重的铜缸下，四周围以柴炭，放火将其活活烧死。铜缸都被烧化了，朱高煦的尸骨荡然无存。汉王、赵王的威胁被解除，保证了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为明朝平稳顺利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契机。
任用贤臣
汉王朱高煦的叛乱能够很快被平定，赵王朱高燧的危机得以圆满解决，除了朱瞻基本身的因素外，还与他所重用的贤臣有很大的关系。在朱瞻基周围有一批著名的大臣，他们为 “仁宣之治”的缔造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宣德朝的著名大臣主要有五位：杨士奇、杨荣、杨 溥、夏原吉、蹇义，其中前三人合称“三杨”，尤为重要。
杨荣像朱瞻基所信用的大臣各有长处，互相补充，“蹇义简重善谋，杨荣明达有为，杨士奇博 古守正，而（夏）原吉含弘善断。事涉人才，则多从（蹇）义；事涉军旅，则多从（杨）荣 ；事涉礼仪制度，则多从（杨）士奇；事涉民社，则多出（夏）原吉”。杨溥是个特殊的人物，性格内向，但操守很好，为众大臣叹服。
几位重臣识大体，顾大局，能以国家大事为重，相互包容，不计较个人恩怨。据记载，杨荣办事果断，敢作敢为，对军务很熟悉，只是不能洁身自好，多次接受边将馈赠的良马。朱瞻基听说了，向杨士奇询问。杨士奇力赞杨荣通晓军务，是他和众位朝臣所比不上的，不应该因为有这样的小毛病就放弃不用。朱瞻基笑着告诉他，杨荣曾经在自己面前说他和夏原吉的坏话 。杨士奇听后，没有丝毫的怒意，反而对朱瞻基请求能够像包容他一样包容杨荣。后来杨荣知道了这件事，感觉十分惭愧，对不住杨士奇，便尽释前嫌，相交甚欢。
朱瞻基对这几位重臣十分信任，对于他们提出的建议总是虚心接纳，君臣之间的关系很是融洽 。“当是时，帝励精图治，（杨）士奇等同心辅佐，海内号为治平。帝乃仿古君臣豫游事， 每岁首，赐百官旬休。车驾亦时幸西苑万岁山，诸学士皆从。赋诗赓和，从容问民间疾苦。
政府结构
朱瞻基保留了原来的政府结构，让许多杰出的官员继续效劳。但是他在政治制度方面和行政实践中的确作了某些变动。这在内阁作用的改变和宦官参与行使行政权方面表现得很明显。
明宣宗
由于朱高炽的改组，由翰林学士任职的内阁此时享有崇高的威望。自朱棣在位时起，人们所称的内阁原来是一个谘询机构，这时开始行使更大的行政和审议实权。三杨、金幼孜、黄淮分别在内阁中重新任职。他们不但官居一品，具有特殊的宫廷官衔，而且在外廷兼任尚书。例如，杨士奇保留了兵部尚书的官衔，黄淮和金幼孜分别保留户部尚书和礼部尚书的头衔。他们都得到新皇帝的尊敬和信任，这不但是因为他们曾是他的老师，而且他们还是前一代皇帝的有功之臣。他们由像吏部尚书蹇义和户部尚书夏元吉等高级官员协助工作，夏元吉虽不是内阁成员，却能参与决策。但除了这些人外，在宣德年间内阁很少添人。开国皇帝禁止给予这类顾问丞相头衔的命令并不能阻止他们势力的稳步发展，特别在他们得到皇帝坚定的支持后更是如此。
内阁的突出地位还因新的行政程序而得到加强：定期上朝觐见皇帝以讨论较为迫切的政府事务。遵循明仁宗的先例，皇帝要他们直接向他呈递密封的奏议以确定适当的行动。此外，皇帝采用了一种称之为条旨或票拟的正规的办事程序，程序规定大学士们审议官员呈递的奏议，并提出适当答复贴在每道草拟的诏令上以供御批。皇帝一般采纳他们的建议，并将诏令分送给主管的部去贯彻；他并不再召他的顾问们进行复议，除非主要内容出现了争议。这样，内阁就成了皇帝和六部之间的桥梁，与以往相比，更成了决策的力量。它的领导人这时可以不与主管的部商议就提出建议，每当皇帝感到应该默认他们的决定时，这些决定就自动生效。
虽然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使办事更加迅速和有效率，但也促进了宦官势力的崛起。自明朝建立以来，他们作为皇帝的个人代表，一直在执行紧要的任务。朱元璋在位时，负责皇帝文书的司礼监太监不准与外廷的官署接触，以防止宦官参与政事。建文帝和永乐帝也意识到可能出现的弊病，都遵循这一做法，严密地监视着宦官的活动。
朱瞻基也持同样态度，但他一改以往的方式，而是在宫内为宦官提供正规的书本教育。宣德元年（1426年），后来宣德三年（1428年），皇帝指定翰林学士在内书堂教宦官，以使他们能够处理文件和正式与朝廷官员联系。虽然对宦官的正规教育从没有像某些非官方史料断言的那样真正被禁止过，但这种做法仍是一反常规。主要的原因是皇帝需要信得过的奴仆去处理他私人的文件。其他的集团都不能提供这样的忠诚和机密性。每当皇帝并不简单地采纳大学士们提出的决定，他们关键性的作用就突出起来；这时司礼监的宦官被指望代表皇帝采取适当的行动。此外，各部一般不能与皇帝一起讨论和复审宦官的建议，那些转递文件的宦官就能在皇帝不知情的情况下上下其手。结果是，他们取得空前的机会去滥用皇帝的特权。
宣德年间宦官的崛起是以前行政发展的结果。三杨因未能警告皇帝不要以他那种方式使用宦官而受到现代历史学家的批评，但是宦官篡夺皇帝权力的能力归根结蒂取决于皇帝本人的脾性。就朱瞻基而言，似乎能够控制他们。他不但屡次下令减少宦官的采购和诸如伐木和造船等宦官的指导活动，而且他处决和严惩了那些犯有重罪的宦官。但是，由于提供了正规教育和使用他们处理公文，他无意地为他们滥用权力开辟了道路。当某个皇帝宁愿怠忽职守或不问政事时，宦官滥用权力的情况变得最为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宦官最后便高踞在一个无强有力的领导和其权力体系也处于混乱状态的官僚体制的顶点。结果，他们为后来明政府的败坏而承受了大部分的责难。
改革行政
作为他的国内政治和社会改革的一部分，朱瞻基在政府的三个主要领域作出改变，它们是都察院、地方行政和军事。朱瞻基继承了一个贪污成风的都察院；后来他制定了几项改造，并为它定下了新的任务。宣德三年（1428年）八月，诚实清廉的顾佐被任命为都御史，以取代刘观，刘因任职期间（1415年--1428年）犯下许多罪行而被判刑。在以后的几个月，北京和南京都察院的43名官员因不胜任而被罢官，接替的人都要经过严格的考查。总的办事程序和组织都加以规定，都察院的职责也被扩大。新增的两个主要任务是重建兵员花名册和视察边境各省。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至宣德九年（1434年）期间，专门规定了一些御史监察的任务，并在以后加以制度化。它们包括视察军屯、建设项目和京营的情况，以及监督南直隶的征税和通过大运河至北京的漕运。
监察工作渗透到明代中央和地方各级行政以及外廷和内廷的所有领域；它的活动遍及民事、军事、财政和司法几个方面。它在监督行政工作的运转和向皇帝进行政策进谏方面发挥了极重要的作用。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至宣德九年（1434年）期间，御史们使240名以上的官员降职，并使其他一些官员任职、复职或得到提升。他们还呈上247份弹劾奏折，至少揭发659名官员和其他17人，同时还呈上251份其他内容的奏议，向皇帝提出忠告和劝谏。
一般地说，经过宣德三年（1428年）的清洗，御史们变得更加干练，在批评时更加直言无忌。他们还提出直率的忠告，不过在触及皇帝私人行为的案件时，他们也会迟疑不决，因为担心会带来相应的处罚。虽然皇帝对他们表示尊敬，但他对玩忽职守和滥用职权的御史也是严厉的。这些人被降职、关押或流放；对他们不处死刑。
在地方行政中，宣德时期最重要的制度发展是地方治理开始从半正式向正式的体制过渡。在这个体制中，官员们被任命到各省担任巡抚，其意义为“巡视安抚”；这个头衔在英语中通常被译作“总协调人”（grand coordinator），因为这类官员的职责是协调省的三司----按察司、布政司、都指挥使司的职能。这种省的行政体制的设立体现了以前几代皇帝统治时期为了临时任务由中央政府任命特任“巡抚”这一做法的变化。“巡抚”这一名称已被太祖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使用过，当时他派太子朱标去陕西执行类似的任务。成祖在永乐十九年（1421年）也派26名高级朝廷官员进行安抚军民的工作。不但著名的官员曾被专门授予巡抚或安抚的官衔，而且有些亲王----包括登基前的明仁宗、明宣宗也被委任过。
关心民间疾苦和地方行政工作的朱瞻基遵循这些先例，在洪熙元年（1425年）九月派两名高级官员到南直隶和浙江省去进行“巡抚”。当宣德五年（1430年），任期不限定的高级官员被委派去“巡抚”河南、陕西和四川的民政、司法和军事工作时，体制的定形化过程仍在继续；5年后，这类委派的任务包括了从甘肃至辽东的北方边境的主要边防地区。在承担长期管辖这样大的地区的任务时，这些专使实际上已把后来称之为巡抚的职务制度化了。
但巡抚从未被承认为实质性的任命，而是把职权委诸同时在中央政府任正式官职的官员的一种专门的委任。这类官员通常是六部的侍郎，特别是兵部侍郎。后来他们被加授高级监察官员的空衔。此外，巡抚还被指定为兼提督军务或参理军务。当军事在行政管理中日趋重要时这种情况变得更加普遍了，并且标志着随着军事组织本身的退化文官逐渐地控制了军事。巡抚制逐渐演变成后来称之为总督的管理方式，总督意即被委任去处理涉及一个以上辖区的文职协调人。
宣德五年（1430年）五月，工部右侍郎周忱（1381年--1452年）被指定去监督征收、运输从长江流域解往北京的漕粮时，“总督”这一官职名称开始被使用，意即“监督”。这一先例在明英宗时得以制度化，这时这些专使之一担任了巡抚和总督，具有明确的军事责任。巡抚制和总督制都在明英宗时趋于成熟；它们成了明代行政等级体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满洲统治者为了加强对中国的控制，也继而加以采用。
宣宗废后
参见：明宣宗废后
朱瞻基即位后想立贵妃孙氏为皇后，便用意开导胡皇后，让她以有病为由辞掉皇后之位。朱瞻基由此废了胡皇后而改立孙氏为皇后，胡氏居住别宫，但是朱瞻基并没有亏待她，恩御进膳如常，每到宴会，必命她居于孙氏之上。
宦官参政
宣德元年（1426年），明宣宗下令，设置“内书堂”，教导宦官们读书。后设司礼监秉笔太监，司礼监掌印太监。
仁政爱民
在对内的治国之道上，朱瞻基能够实行安民、爱民的仁政。他深知“民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因此在他统治的期间内，体恤民情，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坐皇宫九重， 思田里三农”，这的确是关心农业生产、农民生活的朱瞻基的真实心态。他继续推行洪武朝以来的招人垦荒的政策，发展农业生产。宣德五年（1430年）三月，朱瞻基路经农田时，看见路旁有耕作的农民，于是他下马询问农作物的生长情况。他兴致盎然，取来农民耕田的农具，亲自犁地。没推几下，他停下来，回头对身旁的大臣说，我只是推了三下就有不胜劳累的感觉 ，何况农民终年劳作。说完就命人赏赐农民钱钞。他对农民的生活和处境是了解的，因此能够在制定政策时考虑到他们的利益。同年六月，京畿地区发生了蝗灾，朱瞻基派遣官员前去指挥消灭蝗虫。他仍不放心，特意谕旨户部，告诫他们往年负责捕蝗的官员害民的危害一点也不比蝗灾小，因此要严禁杜绝这种事情的再次发生，还做有一首《捕蝗诗》颁给臣子。
宣德七年，还减免了因遭受水灾的嘉兴、湖州等地。宣德八年也减免了不少灾区地区的赋税。
朱瞻基赐宦官银皿。朱瞻基清楚，昏君滥用民力乃至亡国，隋炀帝就是个例子。朱瞻基以此为鉴，非常注意爱惜民力。在他统治的10年间，多次下旨为民解困。宣德元年（1426年）七月，罢湖广采木。宣德五年（1430年）二月，罢工部采木。宣德三年（1428年）十一月，锦衣指挥钟法保请采珠东莞，朱瞻基不但没有同意，还认为他是想用这种扰民的事情为自己谋求利益，将他逮捕入狱。他还多次蠲免税额、积欠柴炭草，免除在京工匠中年老残疾和户内无丁力者的匠籍。
年号
宣德（1426年~1435年）， 使用10年，是其代号。明宣宗又称宣德皇帝，其文化代表为宣德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