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方面

    万历初年的政治改革主要措施是“考成法”，是万历元年（1573年）推行的。它是针对官僚作风和文牍主义而提出的，意在“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提高朝廷机构办事效率。按照考成法的要求，事必专任，立限完成；层层监督，各负其责。明神宗说：“事不考成，何由底绩。”其特点是改变国家机构的运作机制：以内阁监控六科，六科监控部院，部院监控地方抚按，最后使“部权尽归内阁”。六科和部院原是直接向皇帝负责，把它们变为受内阁制约，听从内阁指挥，实有悖于祖宗旧制，实质上是将一部分皇权转移到内阁。这是张居正对明代官制的一次重大变革。

    隆庆六年（1572年），朱翊钧即位，关于早朝这一仪式有了折中的变通办法。根据大学士张居正的安排，一旬之

朱翊钧

中，逢三、六、九日早朝，其他日子则不朝，以便年轻的皇帝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攻读圣贤经传。这一规定执行以来已近15年，越到后来，圣旨免朝的日子也越来越多。与此同时，其他的礼仪，如各种祭扫，皇帝也经常不能亲临而是派遣官员代祭。实际上，神宗的早朝，即使按规定举行，较之前代，已经要省简多了。首先是早朝的地点很少再在正殿，而且在一般情况下早朝人员都不经午门而集结于宣治门，所有骏马驯象的仪仗也全部减免不用。其次，御前陈奏也已流于形式，因为所有陈奏的内容都已经用书面形式上达，只有必须让全体官员所知悉的事才在早朝时重新朗诵一过。

    从万历九年（1581年）到万历十年（1582年）间，张居正一直没有请假，坚持办公。次年二月，张居正旧病复发，虽然屡经名医医治，但是张居正自己也知道，自己“精力已竭”，“不过行尸走肉而已” ！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二十日，张居正病逝。朱翊钧为之辍朝一天，给予张居正崇高的待遇：谥文忠，赠上柱国衔，荫一子为尚宝司丞，赏丧银500两。[6]然而，两年之后的万历十二年（1584年）八月，朱翊钧在都察院参劾张居正的奏疏中批示道：“张居正诬蔑亲藩，侵夺王坟府第，管制言官，蒙蔽我聪明。专权乱政，欺骗主上忘恩负义，谋划国家不忠。本会断棺戮尸，念效劳有年，姑且免去全部法追论。”（即说张居正无视皇帝权威，钳制言官，擅权乱政。）

    这时候的张居正一家，已经被抄家。张府人口，一些老弱妇孺因为来不及退出被封闭于张府，饿死十余口，张居正80岁的老母还是在首辅大学士申时行的请求下才留有一所空宅和10顷田地。张居正恐怕生前绝对不能想到，他死后竟然会遭到一手扶持的神宗如此无情的惩处。朱翊钧这种一百八十度的态度转变是他长久处于张居正约束下的发泄，同样也是自己开始亲政的基础，推倒张居正，也就树立了皇帝自己的权威。

军事方面

①平定哱拜叛乱

定陵

    哱拜是蒙古鞑靼部人，嘉靖年间投降明朝边将郑印，后来官至宁夏副总兵。万历十七年（1589年），哱拜以副总兵致仕。儿子哱承恩袭为指挥使，充巡抚门下旗牌官。哱拜私下里蓄养了一批奴仆，组成一支苍头军，见明军兵马不整，就有反叛之心。万历二十年（1592年）二月， 哱拜与结义兄弟刘东旸同时发难，杀宁夏巡抚党馨，缴去总兵张维忠的印信。刘东旸自任总兵，哱承恩为副总兵，哱拜为谋主，扯旗反叛，企图占据宁夏，自为一个割据政权。当时，朝廷对于蒙古的羁縻政策因俺答汗之死，渐渐失控。哱拜勾结河套的蒙古部落，企图联成一气。明朝总督魏学曾一方面切断河套的蒙古部落与哱拜之间的通道，一方面围住宁夏。在朝廷，神宗命大臣各献平叛之策。当时的兵部尚书石星提出的方案是掘开黄河之堤，以黄河之水灌淹宁夏城，则“一城之人尽为鱼鳖”；御史梅国桢推荐原任辽东总兵李成梁前往平叛；甘肃巡抚叶梦熊请命讨贼。神宗后来对于三种方案竟然都能接受，一方面命叶梦熊赶赴宁夏；一方面命李成梁出征宁夏。李成梁当时在辽东，便命其子李如松前往。神宗还下命悬赏缉拿哱拜等人。到了六月，宁夏城外已经有魏学曾、梅国桢、叶梦熊、李如松等数支大军，由魏学曾统一调度。但是，魏学曾束手无策，力主招安。这让神宗大怒，以为堂堂天朝竟然奈何不了哱拜，成何体统？七月，神宗在接到监军御史梅国桢的军情报告后，果断地以叶梦熊取代了魏学曾，并将魏学曾逮回京城，并直接部署：“决（黄河）水灌城之谋，毋得异同误事 。”既然最高当局已经下令灌城，前方的将领自然再无异议。于是，当初在反对俺答封贡中似乎没有多少远见的叶梦熊，这时显得非常有胆略。他在七月十七日之前，围着宁夏城筑了一道长约1700丈的长堤，将宁夏城围成一个水泄不通的池塘，然后掘开黄河大堤，向宁夏城灌水。八月，城中粮食短缺。同时，李如松击败了从河套来援的蒙古骑兵。九月，明军攻破宁夏城南城。但是，叛军退据的大城依然易守难攻，明军的攻势受挫。这时，一个名叫李登的卖油郎，挑着担子在街上边走边唱：“痈之不决，而狃于痏；危巢不覆，而令枭止。”监军梅国桢将他请入营中，让他带着三封书信去见哱承恩。李登跛一足，瞎一眼，在路上根本就不被人注意。他将一封信交给哱承恩，劝哱承恩说：哱氏有功于朝廷，监军深为可惜，可杀刘东旸以自效；接着，李登又去见了刘东旸、许朝，劝他们说：首乱是哱氏，将军为汉人，何苦代人受过？这个离间计果然成功。九月十六日，刘东旸杀土文秀，接着，哱承恩杀刘东旸、许朝，投降明军。九月十八日，明军进城，剿灭了哱拜的苍头军，哱拜自杀。哱承恩等人被押解京城。至此，宁夏平定。

②万历援朝之战

日期： 1592年--1593年，1597年--1598年 ，

地点： 朝鲜半岛，

结果： 大明、朝鲜联军胜利，日军撤退

参战方：中国明朝，朝鲜李朝，日本丰臣政权

指挥官

朱翊钧皇冠

    中国：李如松，李如柏，麻贵，刘綎，邢玠，陈璘，邓子龙，杨万金，麻来，周道继，李洞宾，郭安民，王子和，汤文瓒，钱应太，张应元，陈观策

    朝鲜：朝鲜宣祖，光海君，李舜臣，权栗，柳成龙，郭再祐，宋象贤，郑拨，申砬，金时敏，惟政，元均，李亿祺，崔湖，柳崇仁，徐礼元，倡义使，金千镒，黄世得，李宗张，尹兴信

    日本：丰臣秀吉，宇喜多秀家，小早川隆景，加藤清正，小西行长，藤堂高虎，加藤嘉明，锅岛直茂，细川忠兴，石田三成，黑田孝高，黑田长政，福岛正则，毛利辉元，宗义智，胁坂安治，九鬼嘉隆，岛津义弘，毛利秀元，立花宗茂，吉川广家，大谷吉继，太田一吉，来岛通总

兵力

    中国：第1次（1592年–1593年）约50，000人，第2次（1597年–1598年）约75，000人。

    朝鲜：34，000人（战争开始时）最后：22，600人（包括民兵等）。

    日本：第1次（1592年–1593年）约160，000人，第2次（1597年–1598年）约1400，00人。

    伤亡：大明：约30，000人；朝鲜：约300，000人 ，100万平民；日本：约140，000人。

③平定杨应龙叛乱

朱翊钧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二月，神宗命令还在朝鲜战场的几支部队迅速移往西南，其中包括最能征战的总兵刘綎的部队。此行的目的地是四川的播州。明代在播州设立播州宣慰使司，其驻地约相当于今遵义市。播州宣慰使姓杨，世代为当地的土司。隆庆五年（1571年），生性雄猜、阴狠嗜杀的杨应龙世袭了父亲杨烈的宣慰司一职。万历十四年（1586年），神宗又赐杨应龙都指挥使衔。但是，杨应龙对于四川的官军弱不经战的士气看在眼里，早就想占据整个四川，独霸一方。他的居所都是雕龙饰凤，又擅用阉宦，俨然是一个土皇帝。从万历二十年（1592年）起，杨应龙就时叛时降，反复不定。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二月，贵州巡抚江东之派都指挥使杨国柱讨伐杨应龙，结果三千军队全军覆没，杨国柱战死。当时，朝鲜战争已经结束。因此，神宗决定一劳永逸地解决杨应龙问题。他任命李化龙为湖广、川贵总督，兼四川巡抚，郭子章为贵州巡抚，讨伐播州叛军。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初，各路兵马陆续汇集播州附近。李化龙持尚方宝剑，主持讨伐全局，坐镇重庆；郭子章以贵州巡抚坐镇贵阳；湖广巡抚支大可移驻沅江。明军分兵八路进剿：总兵刘出綦江；总兵马礼英出南川；总兵吴广出合江；副总兵曹希彬出永宁；总兵童无镇出乌江；参将朱鹤龄出沙溪；总兵李应祥出兴隆卫；总兵陈璘出白泥。每路兵马3万，共计20余万人。这种安排，足以说明神宗对于剿灭杨应龙的决心。八路大军中，以刘所部最为骁勇善战。綦江在播州的北面，杨应龙也重点屯兵于此，以他的儿子杨朝栋亲自领苗兵数万进行防守。然而，苗兵每遇上身先士卒的刘，只会大叫：“刘大刀至矣。”往往不战而溃。罗古池一战，杨朝栋差点被俘。刘率军一直攻到了娄山关下。娄山关是杨应龙老巢海龙囤的门户，与海龙囤并称天险，易守难攻，但是，却被刘在四月至六月两个月内连续攻破。六月初六日，杨应龙与爱妾周氏、何氏关 门自缢，儿子杨朝栋、弟杨兆龙被俘。战役前后历时114天，斩杀杨应龙的部队2万人。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十二月，李化龙班师回朝，并将杨朝栋等69人押解到京师，磔于市。至此，平播一战以完胜结束。这一战，虽然耗费了湖广、四川、贵州三省财力，但是，正如当时的官员朱国桢所说，如果不平定播州，四川周边的少数民族就要纷纷效仿杨应龙，非但四川不保，云南、贵州也可能不保。后来，瞿九思编《万历武功录》，称平定杨应龙是“唐宋以来一大伟绩”，大概也是从确保西南版图的效果来说的吧。

    从万历三大征看来，神宗绝不是一个平庸的皇帝。实际上，神宗对于每一次军事行动，似乎都充分认识到其重要性。而且，在战争过程中对于前线将领的充分信任、对于指挥失误的将领的坚决撤换，都显示了神宗的胆略。但从另一侧面来看，三大征对明王朝的财政也造成了极其沉重的负担，张居正时期辛苦积蓄的四百万两贮金，在万历援朝之战中全部烟消云散。国库的空虚，导致明王朝与后崛起的满洲八旗军队作战的军费，只能依靠国家不断增税来弥补，可以说是明末农民大起义的一大重要诱因。

经济

    清丈田亩又称“清丈田粮”，目的是为了纠正田制混乱。这是继朱元璋之后进行的又一次全国性的土地大清丈。朱元璋时期那次大清丈，与“赋役黄册”相配套，编造了“鱼鳞图册”，为明代田赋征收奠定了基本框架。到了明中叶以后，“鱼鳞图册”已面目全非，赋役征派日益不均，国家赋税收入越来越少，“私室日富，公室日贫，国匮民穷”，田亩已是非清不可了。同明代其他重要经济改革一样，这次清丈也是首先从东南沿海地区搞起来的。

    万历六年（1578年）十一月，朱翊钧下令在福建试点。中心问题是为了改变有田者不交纳税粮、无田者苦于赔纳的怪现象，使田亩与税粮挂钩。由于朱翊钧态度明确，张居正指导得力，坚决排除阻力，试点工作进行得颇为顺利。至万历八年（1580年）九月，福建清丈田粮的事务告竣之后。神宗与张居正因势利导，趁热打铁，立即通行全国清丈。户部奉旨就清丈范围、职责、政策、方法、费用、期限等制定了八项规定，于同年十一月下发各地。至万历十年（1582年）十二月，各省均按三年期限基本完成，总计支出新增一百四十余万顷。有些地方还重新编造了“鱼鳞图册”。是明代田制与赋制的又一次综合整治，成绩显著。缺点是有些地区为“求亩多”，不实事求是，用小弓丈量，以致出现新的“虚额”，加重小民负担。

明神宗郊祀天坛

    鞭，又称“一条边”、“条边”、“一条编”、“条编”等。其视点是变通赋与役的征收方法。它和清丈田亩一样，也是在嘉靖、隆庆以来各地逐步试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明神宗的功劳，是支持把它推广到全国，实现了中国古代赋役史上一次伟大的变革，为实行货币地租创造了条件。

    一条鞭法，“总括一州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一岁之役，官为佥募。力差，则计其工食之费，量为增减；银差，则计其交纳之量，加以增耗。凡额办、派办、京库岁需与存留、供亿诸费，以及土贡方物，悉并为一条，皆计亩征银，折办于官，故谓之一条鞭”[49]。其基本精神与特点是把赋与役合并，简化征收手续，扩大了折色范围，改变了以往的征收方法。它的推行，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变化的反映。万历九年（1581年），一条鞭法已在全国各地“尽行之”。

    自张居正死后，朱翊钧开始通过向各地征收矿税银的方式，增加内库的内帑。在此以前，内库主要收入为金花银，即依靠南直隶地区的田赋。不过内库所有收支最终仍由户部负责，并对皇帝的使用进行严格的干预和管理。矿税银除补贴内帑用于宫廷膳食以外，更多则用于国家开支，尤其是边镇用钱。如万历二十年（1592年）十一月初四日，甘肃巡抚田乐上疏，因河西地区边疆用兵需数十万钱粮，请拨内帑，朱翊钧批复同意。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十二月十二日，户部因京师库银减少，边饷告急，请神宗拨内帑，朱翊钧虽然责怪户部未提前做好库银储备，并且不要因为有内帑而有恃无恐，但仍迅速拨发内府库银救急。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四月，户部更是因北部边疆兵饷告急，请拨内帑百万两，朱翊钧最顾及边情，所以同意照数拨用。

    另外，含矿税银的内帑也用于国家救灾，如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三月初九日，因河南饥荒，拨内帑三万三千两用于赈灾。

文化

    学校为养士基地，“人才所系”。为了培养新的人才，万历二年（1574年），神宗命令吏部严格选用提学官。次年三月，张居正进呈《请申旧章饬学政以振兴人才疏》，提出选用提学官和整顿学校的十八条方案。神宗以为“深切时弊”，下诏命“各官着实遵行”，并大量裁减府、州、县学的学生数。在明代，“科举必由学校”。人口不断增加，学校招生人数反而减少，不但与社会发展大势背道而驰，对于那些追求功名利禄者更是当头一棒。明神宗还根据张居正的建议，诏毁天下书院，迫害士人，实行文化专制。这些都是倒退行为，所以，一开始就遭到激烈反对，难以贯彻执行。张居正本人更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大邑士子多怨之，或谓他“千虑一失，在汰郡县诸生”，成为后来惨败的祸根之一。

外交

    万历年间，西方传教士纷纷来华传播基督教，使得中西之间文化上得到交流。万历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1601年1月25日），利玛窦觐见了朱翊钧。向朱翊钧进呈自鸣钟、圣经、《万国图志》、大西洋琴等方物，得他的信任。利玛窦还把封面烫金、装订精美的地图集《地球大观》送给他，告诉他，从这部地图集上，可以看到他从西方来到中国途经的路径。

    同年，朱翊钧下诏允许利玛窦等人长居北京。之后利玛窦在北京以丰富东西学识，结交中国的士大夫。常与宾客谈论天主、灵魂、天堂、地狱。同时编撰新书，包括以中文写成的《二十五言》等，得到不少中国知识分子的尊重。到了1605年，北京已有200人信奉天主教，当中有数名更是公卿大臣。这当中最著名的，也是后来影响最大的是进士出身的翰林徐光启。

    除利玛窦外，明末来中国的著名传教士还有意大利人熊三拔、艾儒略，日耳曼人汤若望，瑞士人邓玉函，西班牙人庞迪我等。

    这些传教士在中国传播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技术知识。对于当时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对于中国士大夫阶层中的少数先进分子，起了一种唤醒的作用。[55]对中西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传教士把在中国所经历的写到西方去，引起西方巨大的反响，对日本和朝鲜半岛上的国家认识西方文明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荷兰约道库斯·洪第乌斯编制的万历三十八年明朝版图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时任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写了一封亲笔信，派使者约翰·纽伯莱带给明朝万历皇帝，信中表达了英中两国更好开展贸易往来的愿望。可惜的是，约翰·纽伯莱在途中遭遇不幸，虽然信件没有丢失，但却成了伊丽莎白一世的终身遗憾。此后，信件被英国国家博物馆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