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措施

乾纲独断

顺治帝

    顺治七年（1650年）十二月初九，多尔衮死后，福临提前亲政。顺治八年（1651年）一月二十六日，福临将多尔衮同母兄 阿济格以谋乱罪幽禁，十二日后于 太和殿宣布亲政。此年他虽仅十四岁，但坐殿上指挥诸将，旁若无人。二月二十一日，福临颁谕追论多尔衮罪状昭示中外，罢黜追封、撤掉庙享、对他的恩赦也废除。

    多尔衮虽遭身后之罚，但其势力仍在。消除其影响，收回被分散削弱的皇权，确实很费周折。福临亲政之初，为处理纷繁的日常政务，曾下令“复用诸王”于部院。其中被多尔衮严重打击的郑亲王济尔哈朗开始握有重权。但这时福临的注意力集中于如何剪除多尔衮的亲信余党上。闰二月他下令处死谄附多尔衮而握有实权的大学士 刚林、祁充格，八月杀掉固山额真、吏部尚书 谭泰，十月令阿济格自尽，这一系列的措施沉重打击并消除了多尔衮派的势力。大权集于一身，他当上名副其实的皇帝。

    福临是个刻苦学习， 励精图治的帝王。在研读典籍中，他对 孔子、 朱元璋以及 朱由检发生极大兴趣。从这几位人物的思想活动中，悟得了治国安民的道理，形成了他的治国思想。他很想有一番作为。

重用汉官

    在争取汉人地主，提高汉官权力、重用 汉官方面，福临进行大胆的尝试和努力。他已感觉到满汉的和谐对维系统治的重要，决心改变各衙门奏事，只有满臣没有汉臣的现象，于顺治 十年（1653年）正月谕内三院：“以后凡是进奏章，要满汉侍郎一起参酌公同来奏。”以达到满汉的同心同德。 尽管实际上难以完全做到，他对汉官的态度也总有反复，但他提高汉官权力的思想却有所发展。顺治十六年（1659年）十月，他下令印信掌管不必分别是满是汉。

    他对汉人地主的上层人物，也极力笼络。他以皇太极第十四女下嫁吴三桂之子 吴应熊，以示优宠。大学士 党崇雅告老还籍时，他两次破格召见。顺治十五年（1658年） 状元、 翰林院修撰 孙承恩英年早逝，他深切悼念惋惜，赐白金三百两让他回家安葬。对 洪承畴的重用，更突出地反映了福临争取汉人的勇气。洪承畴原是皇太极时降清的明朝著名将领，他在建议清朝大军入关和招抚江南中立了大功，后遭满将猜疑被召回京，任大学士而无实权。

    顺治十年（1653年）五月，福临特升洪承畴为 经略，经略 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处地方总理军务兼理粮饷，破格授予便宜之权。但洪承畴却有负委任，因而引起朝臣不满。后来洪承畴一再请求解任。福临一再下旨全服挽留，表示了对洪的不动摇的信任。后来，就在洪承畴难以为继，准备回京调理之时，大西军发生内讧， 孙可望到洪承畴军前投降，终使洪收到了以守为战的招抚之功。这里福临对洪承畴的坚决一贯的信任，作用巨大。

招抚政策

    福临在政治上积极推行宽松和招抚政策以缓和矛盾，对各地出现的反抗斗争他不主张一概坚决镇压。允许原清兵入关时俘获而隶旗下为奴的汉人回乡探亲，以示满汉一视之仁。对各地的抗清势力和抗清活动他坚持剿抚并施的方针，并突出招抚一 手。他又颁敕江南等处，公开声明改变多尔衮在世时凡因抗拒后来降者多被诛戮的作法，而大开生路，允许他们改过。

    顺治九年（1652年）十月，福临指示浙闽总督 刘清泰招抚 郑成功。故意为郑成功在东南的抗清活动开脱，把郑成功所以抗清的原因归结为地方官不体会朝廷的深意，保证如郑成功听抚归顺后，赦免其罪并授官，可以驻扎在原地方不必赴京。顺治十年（1653年）五月，福临又特颁敕谕对郑氏家族大加封爵，指责多尔衮与地方官吏之咎，并对郑成功的抗清活动表示谅解。但郑成功并不剃发，且提出清廷难以接受的苛刻要求。招抚郑成功的努力虽然失败了，但福临的招抚政策仍然坚定不移。

    顺治十四年（1658年）末，大西军将领孙可望同 李定国争权斗争失败，走投无路仓皇降清。福临接报后非常高兴，称赞孙可望是识时务的俊杰。于是特封孙可望为义王，以示对他的厚待。但满汉朝臣对孙可望的势穷来降却怀着傲慢的态度，甚至纠他的悖谬之罪。对此孙可望心虚胆战。但是福临表示招抚的坚定意志与许诺必践的信义。

澄清吏治

    福临吸取明朝灭亡教训，澄清吏治，是福临亲政期间考虑最多、也最伤脑筋的问题。他为稳坐天下亟力寻求长治久安之策，一再向臣下求言。顺治十二年（1655年）正月令在京七品以上满汉文武官员陈述革除积弊的办法。

    他推行甄别之法，擢优汰劣，要求各地督抚对所属官员严加甄别，有德有才兼通文义的人要保奏，不能担任的要立行参劾。为选好知府，他于顺治十二年（1655年）正月下令“在京各衙门满汉堂官三品以上及在外督抚，各举才行兼优堪任知府者一人，详开履历事迹具奏，吏部再加察议，奏请定夺，以备前三十处知府之用”。为得到真才，福临亲自动手选拔官员。顺治十年（1653年）三月，实行 京察大计，即对各地官员普遍进行考核。从此三年一大计，定为制度。他加强对内外官员的监督，尤为重视都察院和御史的作用。与此同时，还向各地派出大量御史，察吏安民。他还下令满汉官员互参，即互相监督。

    福临加强对官员的控制，不许 结党结社，不许太监预政。他严禁私交、 私宴，他认为如此行事便可以永绝 朋党的根源。顺治十年（1653年）六月设 十三衙门专为管理太监干涉一事。如有内外勾结的情况，一经证实立刻惩处。为了锻炼官员，他还实行官员内升外转的办法。福临非常欣赏与佩服朱元璋诛戮大臣，以重法治世的经验。

废立皇后

    早在顺治初年，多尔衮根据清朝皇室与蒙古联姻的老传统，已为福临聘 科尔沁卓礼克图亲王 吴克善女博尔济吉特氏，但直到福临亲政后的顺治八年（1651年）八月方完婚，并册封为皇后，举行了极为隆重的典礼。两年之后，即顺治十年（1653年）八月，福临奏皇太后，降皇后为静妃，改居侧宫。九月初，诸王贝勒大臣等遵旨会议，不同意废后，建议皇后应正位中宫。议上，福临批示：“朕纳后以来，缘意志不协，另居侧宫已经三载，从古废后遗议后世，朕所悉知。但势难容忍，故有此举。”下令再议，并责令孔允樾“指实具奏”。孔允樾上疏引罪，“静听处分”。最后济尔哈朗等再也不能违背皇上的旨意，遂奏言：“所奉圣旨甚明，臣等亦以为是，无庸更议。”后遂废。

    顺治十一年（1654年）五月，福临再聘蒙古科尔沁贝勒绰尔济女 博尔济吉特氏为妃，六月册为后。可是，福临对这位新后仍不惬意。

民族措施

维护满人

    福临 对汉人官员的信任政策，确实反映了他的勇气与魄力，但他始终也未改变清朝“ 首崇满洲”的既定国策，他一再重申要坚持满洲的衣冠服饰。他将主张部院大臣专用汉人不用满人及建议修改逃人法的言官如 李呈祥等流放满洲，甚至于顺治十一年（1654年）四月下令将主张“留发复衣冠”的内翰林院大学士陈名夏处绞。正因为这种政治上的偏袒，使他对不少重大问题不了了之。

    顺治九年（1652年）十二月在京查获一起李应试案。福临除将李应试等首要几个人正法外，其兄弟子孙亲戚等，皆免拿问，不加深究。这在善搞株连，动辄兴起大狱的清初来说，确是一个奇怪的例外。而在此案暴露之前与之后竟没有一个汉臣和言官对此发出只字议论。这是满洲王贝勒勾结恶人作恶的一起大案，它的存在本已危及帝国，但福临由于维护满人，所以也就见不及此。显然他是把满洲贵族作为法外之人。

对联系蒙、藏族的重视

    福临极为重视与蒙古、西藏等边疆民族的 联系。他深悉蒙古、西藏崇信 喇嘛教，因而奉行自皇太极以来宠幸喇嘛的政策。顺治初年多尔衮摄政时曾遣官往请 五世达赖喇嘛赴京，达赖应允辰年即顺治九年（1652年）前来。福临亲政后派遣官员再次请求，同时特于北京建 西黄寺一座，预为达赖到京下榻之用。五世达赖奉召即率三千喇嘛浩荡前来。福临准备亲自离京赴边外迎接，以示优隆，由于大学士 陈之遴、洪承畴等谏阻，才改派大臣往迎。十二月达赖到京进献马匹方物，福临特于 南苑接见，赐坐，赐宴。顺治十年（1653年）正月又宴赏于太和殿，同时命诸王依次设宴达赖一行。二月，达赖因水土不服辞行，福临再次宴赏于太和殿，命郑亲王济尔哈朗等于清河饯行，命和硕承泽亲王 硕塞等率八旗官兵护送返藏。四月遣官赍金册金印赐五世达赖喇嘛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

经济措施

    福临在稳定社会经济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努力。清入关之初，虽然公布以明朝会计录征收赋税，但战乱之后，地荒丁逃，赋无所出。再由于连年用兵，国库耗支巨大，已 入不敷出。福临亲政时各直省钱粮缺额已至四百余万两，赋亏饷诎，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困难。福临认识到军队没有粮食就会叛乱，人民穷困就会偷盗的道理。为稳定好社会经济，他采取了一些措施，比较突出的有鼓励垦荒等政策。

    福临接受大学士 范文程等人建议，于顺治十年（1653年）以后推行屯田垦荒。重点地区是受战争破坏严重的四川及北方各省，由政府发给牛具籽种，招民开垦，实行三年起科。在辽东一带更实行招民垦荒授官令，鼓励 人们赴辽东开发。顺治十三年（1656年）秋下令鼓励富人垦荒。顺治十四年（1657年）夏公布督垦荒地劝惩则例。则例中规定督抚按及道府、州县、卫所等各级官员在一年内，按垦荒数量给以记录或加升一级的奖励，同时还规定了文武乡绅及贡监生民人等垦荒的奖励办法。并规定如果开垦不实或者开过复荒，新旧官员都要分别治罪。顺治十五年（1658年）冬，又实行捐资开垦法，垦荒政策的推行取得了一些成效，对困弊不堪的社会经济起了一些复苏的作用，但因当时全国战火未熄，社会仍在动荡之中，总的说来收效不大。

    当时由于战乱，不仅出现地荒丁逃的现象，还有隐匿土地及占垦明代藩王勋戚地产不报的情形，以致官府所掌握控制土地的数量很少，严重影响了国家赋税收入。福临亲政后对隐匿土地者实行了宽大政策。这一政策的公布，出首报垦者开始大量增加。对散在各地的原明代 王田，福临令地方官彻底清查后，实行“房屋应行变价，地土照旧招佃”的办法，因而做到粮租兼收。

此外，福临为不“苦累小民”，多次免除一些省份的土特产贡品，并一再蠲免受灾地区的钱粮，以休养生息。但同时为解决燃眉之急，他还准许富绅捐官，甚至一再批准在某些地区征收练饷、辽饷。这类互相矛盾的现象，曾不断出现。

文化措施

    福临亲政之时社会很不安宁，内地反满斗争 连绵不断。福临亲政的第二年，定南王 孔有德失守桂林自杀，敬谨亲王 尼堪遇伏衡阳身死，当时各种矛盾错综复杂，而民族矛盾尤为激烈。因而福临感到巩固统治的当务之急是收买，安抚汉人，镇压反抗。为此，他努力推行教化，以加强思想统治。他号召臣民尊孔读经，提倡 忠孝节义。遣官赴孔子故乡阙里祀孔子。顺治九年（1652年）九月他亲率诸王大臣等到 太学隆重释奠孔子，亲行两跪六叩礼。福临还命内院诸臣翻译 五经。他主持编修《资政要览》、《劝善要言》、《顺治大训》、《范行恒言》、《人臣儆心录》等，均亲自撰写序言。

    顺治九年（1652年）敕封 关羽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神化了关羽的忠义。他一再下令旌表各省的忠孝节烈之人，并注重实行满汉一致。顺治十年（1653年）四月决定满洲部院各官与汉人官员一样实行离任 丁忧制。他视尽忠尽节为人生最高的道德准则，表彰北京被 李自成攻陷时故明朝臣之殉君死难者，赞扬其“幽忠难泯，大节可风”，下令礼部详访确察死节职名并实迹具奏，给谥赐祭。他还特为身殉社稷的 崇祯帝朱由检立碑，赞扬他励精图治，追谥为庄烈愍皇帝。对跟从君上殉节的明 司礼监太监 王承恩，更是赞扬备至。通过全面倡导忠义，树立了清朝是传统道德捍卫者的形象，对消除广大汉人对清朝统治者心理上的隔阂，对缓和 民族矛盾，特别对安定汉人地主的人心，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顺治十二年（1655年）春，他特命大学士 冯铨为总裁官编《孝经衍义》。他为“考百代之是非”，特命大学士巴哈纳、 刘正宗等为总裁官编《通鉴全书》。他大力提倡忠孝节义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 清史稿》：顺治之初，睿王摄政。入关定鼎，奄宅区夏。然兵事方殷，休养生息，未遑及之也。迨帝亲总万几，勤政爱民，孜孜求治。清赋役以革横征，定律令以涤冤滥。蠲租贷赋，史不绝书。践阼十有八年，登水火之民于衽席。虽景命不融，而丕基已巩。至于弥留之际，省躬自责，布告臣民。禹、汤罪己，不啻过之。书曰：“亶聪明作元后，元后为民父母。”其世祖之谓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