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
缓和矛盾
乾隆
弘历即位后首先缓和雍正在位时期造成的政治紧张气氛。乾隆初年,为了缓和紧张的政治气氛,调节矛盾,改善各方面的关系,还对雍正的政策做了较大的改变和调整。他在元年颁布的谕旨中明确宣称:“ 政令繁苛、每事刻核,大为闾阎之扰累。……朕即位以来,欲减去繁苛,与民休息。”乾隆在位初期,不但成功地改变了雍正的某些政策措施,消除了积弊,并且提出“ 中道政治”和“ 宽严相济”的施政方针,为自己的政策转变制造根据,进行舆论宣传。他一上台就宣称,“ 治天下之道,贵得乎中,故宽则纠之以猛,猛则济之以宽“”,天下之理,惟有一中。中者无过不及,宽严并济之道也”。他写的诗中也说:“一张一弛文武道,吾亦因之悟政要。”
乾隆初年,讲了很多“宽严相济”的道理,反复阐述,不厌其详。乾隆不讳言自己“ 赋性宽缓”,但又说不能宽大无边,要济之以严。有时候,他公开说“ 政尚宽大”,宽比严好。他在经筵讲章中发挥这个思想,“ 宽、信、敏、公,乃圣王治世之大本,而必以宽居首“”,圣王出治,舍宽其何以为敷政宁人之本哉” 。乾隆晚年的诗句中也说“ 政实宜宽弗宜猛”但在绝大多数场合,总是宽严并提,把两者看做因时而异,相辅相 成的“,宽以济猛,严以济宽,政是以和”,这是乾隆认定进行统治的不二法门。
乾隆二年(1737年),他就释放了雍正末因贻误军机而判死罪的岳钟琪、傅尔丹,赐予允禟等公爵。
乾隆十三年(1748年)是乾隆朝政治的一个分水岭。乾隆的统治从宽仁变得严峻。这一转变的导火索则是孝贤皇后富察氏的离世。皇后素为乾隆所爱,她的去世给乾隆带来巨大的精神打击,在富察皇后丧服期间,乾隆帝一反常态,多次无故暴怒而惩处官员。由于金川的失利,大批官僚将帅得罪,甚至被处死。皇后丧葬案和金川失利案,几乎同时掀起两股贬黜 、杀戮大官僚的风潮,对当时的政界和社会造成极大的冲击。
表面上看,皇后的离世,导致他性情大变。实际上,早在皇后离世的几年前,乾隆已经意识到清朝社会存在政治纪律松弛的弊病。只不过至爱离别的悲痛,进一步促使乾隆开始反思自己的统治方针,痛定思痛,乾隆决定改变统治策略。从严惩贪官到起用新人,乾隆的一系列动作,为乾隆全盛之世的到来,打下了坚实有力的基础。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还为多尔衮昭雪,复其王爵。这些措施缓和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对稳定王朝的局势是很有意义的。
重视吏治
乾隆帝把雍正年间因贪赃被革职的官吏一齐复职,对贪污案不予追究,放松对官吏的考绩,结果吏治又坏,贪风再起。
乾隆觉察后,从乾隆三年起他开始严肃处理侵贪案件,将性质严重,核实无误的贪污犯即行正法。
乾隆六年(1741年),处死了纳贿银千两的兵部尚书兼九门提督鄂善。从乾隆二十年(1755年)开始到四十年代,还处死了10余名职位很高的巨贪,如云贵总督恒文、云南布政使钱度、山东巡抚国泰、陕甘总督勒尔谨、浙江巡抚王亶望都被赐死、正法。
乾隆初中期,乾隆帝重视吏治,首先他重视官吏的选拔,他强调官吏应该年富力强,五十五岁以上的官吏要详细甄别,六十五岁以上的官员要带领引见,能否继任他要亲自定夺。他将不称职的官吏分成8类:年老、有疾、浮躁、才力不及、疲软无力、不谨、贪、酷,并给予不同的处理。在乾隆一朝,因考绩不合格受到降级或处分的官吏达6万多人。第二,禁止向皇帝进献,在初中期他禁止各省大员向皇帝进献方物、土产。第三,注重考绩,为了整顿吏治,弘历严格运用“京察”、“大计”考核官吏,过去那些不用考核的藩臬(布政史与按察司),也要考绩。他要京官以密折报告属吏是否贤良。第四,注意解决官员及其家属的生活费问题,给京官加薪,给外官发放养廉银,使官员安心职守。第五,处置贪官。这是指初中期的情形。
人才驾驭
弘历善于驾驭群臣。乾隆初年,朝廷中以鄂尔泰与张廷玉为代表的满汉两派斗争十分激烈,互相拆台。弘历不是打一派拉一派,而是对他们都进行严厉警告,并采取抑制手段,不让一派打压另一派,始终让他们保持平衡,避免了大分裂。
弘历重视对太监的约束。即位后就发表上谕,告戒太监不得越轨。“若太监略有放纵,许内务府总管先斩后奏。”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弘历将泄露朱批的太监高云从处以磔刑。
勤政安民
赵翼(1727年-1814年)于乾隆十九年(1754年)入值军机处,曾亲见乾隆勤政情况。
弘历总是卯时(早上5时-7时)起床。要是夏天,这时天已亮了;要是冬天,五更才尽。在军机值班的十多人,每晚留一人值班。恐怕第二天一早有事,非一人对付得了,便每日轮一人早上班相助,于是也在五更上班。平时大家不知乾隆帝何时起床。但从十二月二十四日以后,弘历从他寝室出来,每过一门,必响鞭炮一声,凭此就知道乾隆圣驾已到乾清宫了。这个时候,要燃一寸长的蜡烛天才亮。军机处的十多人,过五六天才轮上一个早班,已觉辛苦,但弘历则是天天这么早就上朝了。
平时无事时弘历也是如此。当西北用兵征准噶尔部和回疆之时,军事情报到达,即使是半夜,弘历也一定要起来亲自过目,如有要事立即召集军机大臣指示机宜,说很多话。赵翼作记录,有时从起草到恭楷誊正,得要一两个时辰,这时弘历还披着衣服等他。
八旗生计
八旗制度创立于关外时期,适应战事情况,是清朝的根本制度。清军入关后,随着统治的确立,八旗子弟被清朝帝国供养起来,“以清语骑射为本务”,不工、不农。不商。当兵者按一定标准发放钱粮,然而兵额有限,钱粮标准是祖宗定下的,不能调整。随着八旗人口剧增,每家人越来越多,而钱粮不变,加上物价上涨,生活奢侈,旗人的生计愈发艰难。八旗生计问题康熙末年出现,到乾隆时就很严重了。为此,康熙、雍正、乾隆三帝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增加兵额,添加“养育兵”;政府拨款给八旗子弟还债;资助部分在北京的八旗子弟迁居东北开荒等,然而效果都不理想,增加兵额远远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加重帝国财政负担又不能增强战斗力;政府拨款给八旗子弟还债助长了八旗子弟“等靠要”的心态;养尊处优惯了的八旗子弟也不愿意到东北开荒。这个问题困扰了此后历代清帝,直到清帝国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