澶渊之盟后，宋辽之间基本上没发生过大规模的战争，双方基本上维持·种和平交往的关系，这和双方政府均能遵守盟约有很大关系。但是，宋辽对峙期间，双方特别是北宋朝廷内部就要不要在盟约限定的地区创筑城池，争议颇多，对宋辽外交产生了较大影响。以前宋史学界对此问题探讨较少，本文谨就此略抒己见，文中不当之处，敬请读者特别是方家指正。
一、真宗时期
真宗景德四年(1007年)五月壬寅诏“自今缘边城池，依誓约止行修葺外，自余移徙寨栅，开复河道，无小大悉禁止之”。真宗这道诏令是针对雄州知州李允则“于城外疏治渠田，边臣奏渠通界河，虑为戎人所疑，陈尧叟请亟罢之，上日：‘决渠障边乃防遏所需，然誓书旧约，不可不守也”。?看来当时宋真宗和陈尧叟等君臣对盟约持非常谨慎的态度，唯恐给契丹以宋朝破坏盟约的口实。
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冬十月癸未，“雄州奏契丹改筑新城，上谓辅臣日：‘誓书有无创修城池之约，今此何也?’陈尧叟日：‘彼先违誓修城，亦此之利也”。上曰：“岂若遗利而敦信乎?且以此为始，是当有渐，宜令边臣诘其违约，止之，则抚驭远俗，不失其欢心矣“。在辽国违约先修边城的情况下，宋真宗仍强调遵守盟约的重要性，但是对于辽国破坏盟约的修城行动，责令边臣以外交方式解决，防止事情进一步扩大。辽国修城的详细情况，限于史料不能详知，估计辽国在宋朝提出异议后，应该停止了修城行动。
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秋七月乙未，“上谓王钦若日：‘访闻河北州军城池廨宇，颇多摧圮，皆云赦文条约，不敢兴葺，今虽承平无事，然武备不可废也，宜谕令及时缮修，但无改作尔”。
从上则材料看出，即使不沿边的河北州军官吏在修城问题上也很谨慎，甚至谨慎到连城池摧圮也不敢主动维修的程度，其造成的直接恶果就是武备废驰。当然宋真宗下诏缮修城池的程度仍为严遵盟约，非常谨慎。
不过，北宋知边官员中也有能灵活地理解盟约，积极修葺城池的。知雄州李允则，“河北既罢兵，允则治城垒不辍，契丹主日：‘南朝尚修城备，得无违誓约乎?’其相张俭日：‘李雄州为安抚使，其人长者，不足疑’。”
作为边臣，李允则对盟约的态度和声望看来在辽国也深为人知悉，因为盟约刚签订后，他即上书皇帝，“朝廷已许契丹和议，但择边将，谨誓约，有言和好非利者，请一切斥去”。宋真宗非常同意李允则的观点“兹朕意也”。
宋真宗和李允则大约均深知宋辽二国的均势状态。不过，辽国大约还是把李允则修治城垒的事通报给宋中央政府，因为宋真宗马上有诘问李允则修城的诏令，李允则上奏回答，“初通好不即完治，恐他日颓圮，因此废守，边患不可测也”。李允则深知两国虽有盟约，但辽朝统治者掠夺北宋土地、财物的特性不会改变，“边患不可测也”，宋真宗对李允则的做法表示赞同。有了宋真宗或明或暗的支持，李允则的胆气也壮了起来，谋略更得以发挥；“城北旧有瓮城，允则欲和大城为一。先建东岳祠，出黄金百两为供器，道以鼓吹，居人争献金银。久之，密自撤去，声言盗自北至，遂下令捕盗，三移文北界，乃兴版筑，扬言以护祠，而卒就关城浚壕，起月堤。自此瓮城之人；悉内城中。始，州民多以草覆屋，允则取材木西山，大为仓廪营舍。始教民陶瓦甓，置廊市，邸舍。城上悉累甓，下环以沟堑，莳麻植榆柳。广阎承翰所修屯田，架石桥，构亭榭，列堤道，以通安肃、广信、顺安军”。经过李允则的这一番旧城改造，雄州的城池防御体系大为加强，而且还和安肃、广信、顺安军等城池连为一体。史料中未见辽国对李允则的修城池行为有何反应，估计和李允则的灵活处理有关，也可能和辽国内部的政局混乱、无暇顾及边事有关。因为李允则的做法，也未明显违背盟约。但是，却达到了加强武备的目的。
二、仁宗时期
庆历二年(1042年)，辽兴宗耶律宗真乘北宋疲于和西夏战争之机，听从刘六符的计策，聚兵幽涿，声言入寇．并遣使萧英、刘六符到北宋，提出以晋阳原附之区、关南原割之县归还辽国等无理主张，宋仁宗遂派遣富弼、符惟忠二人使辽，辽兴宗耶律宗真责问富弼日：“南朝违约，塞雁门、增塘水、治城隍??意将何为?”富弼答日：“增城隍，皆修旧”。富弼的回答，滴水不漏，有力驳斥了辽国的责问。
辽国当时看来对宋朝在边城的增修城池类行为非常关注，庆历五年(1045年)11月，包拯使辽，“契丹令典客谓拯日：‘雄州新开便门，乃诱我叛人，以刺疆事也?’拯日：‘涿州也尝开门矣，刺疆事何必开门哉”’，包拯的回答让对方哑口无言。
仁宗朝后期，以在边事上持强硬态度的赵滋知雄州六年，赵滋“缮治城壁、楼橹”，‘‘契丹惮之”，赵滋知雄州前，“会契丹民数违约，乘小舟渔界河中(界河按盟约属宋)，吏惮生事，累岁莫敢禁。后又遣大舟十余，白海口运盐入界河。朝廷患之。”赵溉到任后，“戒巡兵，舟至，辄捕其人杀之，辇其舟，移文还溥涿州，渔者遂绝。”鉴于赵滋在雄州的一系列强硬行为，辽朝“为石墙于银坊城，以动真定之北寨”。辽国也采取了类似的积极应对措施。
但是赵滋的行为却招致宋朝一些官员的强烈反对，如司马光上奏说：“切以景德以前，契丹未和亲之时，戎车岁驾疆场，日骇乘舆，暴露于澶渊，敌骑凭陵于齐郓两河之间，暴骨如莽，先帝深惟安危之大体，得失之至计，亲屈帝王之尊，与之约为兄弟，岁捐金制以弥之，聘向往来，待以敌国之礼，陛下承统一遵故约，夫岂以此不辱哉?志存生民故也。是以兵革不用，百姓阜安，垂六十年，今契丹所以事中国之礼未有缺也。为边臣者，当训士卒，缮器械，以戒不虞；厚养气，谨威仪，以待使者，内不失备，外不失好，以副朝廷之意而已。今(赵)滋数乘客气以傲使人，争小胜以挑强敌，苟为夸大于目前，以求一时之虚名，而不顾国家永久之患。臣恐战隙一开，则朝廷未得高枕而卧也”。知瀛州彭思永、河北转运使唐介、燕度，“皆以(赵)滋生事，请罢之”，再加上辽朝“因使人以为言”，就赵滋一事与北宋交涉，要求更换雄州知州。迫于内外压力，宋仁宗罢免了赵滋的雄州知州一职，但“朝廷更以为能，擢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嘉州团练使，迁天武、捧日四厢都指挥使”。，由管民转为管军。
仁宗时期在修筑边城城池的问题上继续以前的谨守和约政策，康定元年（1040年)七月丙子，“宫苑使达州刺史、河北安抚使高志宁为西上门使知沧州，初命志宁经度河北诸州军城池为战守备，既而议者恐契丹寝有所疑，故罢之。”不让高志宁去经度河北诸州军城池，一来出于谨守和约的态度，二来和高志宁在宋和辽及西夏边事上所持的主张有关，史载“初元昊反，志宁时知达州，亟上言乘贼未发，选骁将锐兵分道急趣，覆其巢穴，所谓疾雷不及掩耳。章数十上，不报，徙知贝州。及刘平、石元孙陷於贼，志宁叹日：‘前策不可复用矣’!朝廷始思其言，即召至阙，问今宜为何策，志宁日：‘今将不达权，而兵不识法制，故败。乃请禁兵五百，以古阵法教之，既成，上临视之，复下禁卫诸帅议，诸帅出行伍不达古法，乃日：‘与今所习异，不背用’。志宁又言元昊与契丹通，宜为备。”很明显，高志宁主张对夏和辽持一种积极进攻的态度，而宋代边关将士的态度常常为夏、辽所获悉，北宋政府唯恐用高志宁经度河北城池而导致辽国的进一步猜疑，主动更换高志宁的官职，足见其谨慎之态。
当然，仁宗庆历年间，在和辽国协商之后，北宋一方也可以展拓一些边城，王挚，“迁龙图阁学士，移高阳关路马步军都总管兼安抚使知瀛州，高阳北道之中，旧城隘，居民居城外，以盟书故，难于兴版筑。庆历初，契丹来谕，平鄙上，缮亭障，因此展关城，累更守将而功不就，公巡视日：‘城以保民，军政宜先，此即计徙’，增版筑，不日而雉堞楼橹完备，军府增气，后人赖焉。”
三、英宗时期
英宗时期，在离北宋北部边界线稍远的地方，一些地方官还主动修葺旧的城池，且以夸邻国(指辽国)为目的之·。李中师知澶州，“澶当北使往来之道，乃城库不壮，公日：‘此不足自卫，且无以夸邻国，遂增筑，侈旧加瓮城其上，时出按役，莫不如古制。后北使过，果惊顾发问，按伴以非在设备，特体势适然为对，北使也称善。”
这种修城池以“夸邻国”的做法虽然能够收到威慑辽国的目的，但是很容易给对方以宋朝破坏盟约的借口。所幸澶州离宋辽边界稍远，辽国没有就此事提出抗议。
四、神宗时期
神宗时期，仍然有官员以夸邻国(指辽国)为修筑城池的目的之一，熙宁九年(1076年)，知赵州李稷，“修赵州城枉费材用，暴伐林木，当北使路，削白大书，充修城木，后安抚司恐北使见之，遂遣人涂抹。”熙宁七年(1074年)三月，辽国使节萧禧使宋，在双方详细商定了边界争议地区的处理办法后，“上(指宋神宗)问(萧)禧复有何事，禧言雄州展拓关城，违誓书。上日誓书但云不得创筑城池，未尝禁展拓，然此亦细事，要令拆去也可。禧日北朝只欲南朝久远不违誓书。上日：‘若北朝能长保盟好，极为美事’。又问禧复有何事，禧日无他事也。”
雄州展拓城池的详细情况，史书未见记载，但从该则材料来看，辽国首先看重的是向宋朝索要认为应属于自己的土地，其次才关注宋边城雄州的拓城行动。而宋朝一方对于辽国的质疑，先是拿盟约反驳，进而认为拆除展拓的城池也可，双方均认为谨守盟约对双方均有益处。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十二月庚寅，“上(指宋神宗)批闻河北西路转运目近差官批记黄河弃堤林木，修城深州、武强，辽使往还，甬道两旁公然书记，及闻谍者已传萧禧兼恐理会展拓城池事，未知今此张皇是何?监司指挥可速以闻。”
深州离辽宋边界稍远，但也属国防前线，联系上则材料来看，恐怕当时宋朝不仅展拓雄州、深州城池，恐怕还有他处，展拓城池不等于修葺由于自然原因破毁的旧城池，也不等于完全意义上的创筑新城池，但明显有违犯盟约之嫌。北宋深州地方官大张旗鼓的展拓城池行动，唯恐他人不知，况深州正好位于辽使往还的必经之道，难怪宋神宗要急忙讯问缘故。但是第二年三月庚子，萧禧再度使宋，未提展拓城池一事，估计这种大张旗鼓的展拓城池行为停止了。
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二月，“诏郝延路经略司如西界修小堡寨，更不牒问。若违誓诏修建城池，当牒问即奏候朝旨，自今诸路移牒宥州，除常程事外。准此。“看来北宋和西夏之间也有类似宋辽之间禁止双方在靠近自己边界一侧创修新城池的誓约。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五月，“河东缘边安抚司乞移牍止约北人缘边创置铺屋，上批，如北人於分划壕堠之北修建城池，即是有违誓书。若止增铺屋，毋得止约；或於上门以东接真定界以南侵犯，增铺屋、壕堠，即先谕以理，道不从，即约闯出界续诏，若北人果有创增，本界未有铺屋，合关防处相度增置，先画图以闻。”北宋也密切关注着辽国有无增建城池的行动。
元昊叛宋后，由于北宋朝廷未能马上平息叛乱，辽朝国内以为宋力怯且害怕战争，遂趁机向北宋提出索要关南十县土地的无理要求。庆历三年(1043年)，“聚重兵，屯境上，遣其臣萧英、刘六符来聘....。(仁宗)命公(指富弼)报聘，见北主，主日：“南朝违约?.增塘水、修城池、籍民兵，此何意也?群臣请举兵而南，寡人以谓不若遣使求地而不获举兵未晚”。公日：‘北朝忘章圣皇帝之德乎?澶渊之役，若从诸将言，北兵无得脱者；且北朝与中国通好，则人主专其利，而臣下无所获；若用兵，利归臣下，而人主任其祸；放北朝诸臣争劝用兵者，皆其身谋，非国计也。’北主惊曰：‘何谓也。公日：‘晋高祖欺天叛君而救助於北，末帝昏乱，神人弃之，是时中国狭小，上下离叛，故契丹全师独克。虽所获金帛充斥诸臣之家，而壮士健马，物故大半，此谁任其祸者。今中国提封王里，所在精兵以百万计，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胜乎’?曰：‘不能’。公日：‘就使其胜，所亡士马，群臣当之与抑人主当之?若通好，岁弊尽归人主，臣下所得止奉使者，岁一二人耳?群臣何利焉。北主大悟，首肯久之”。从利弊两方面对比说服了辽朝皇帝后，富弼解释道：“城垒皆修旧?.”。富弼的回答，又一次用灵活的外交语言，驳斥了辽国在城池修筑问题上对北宋的外交欺诈，维护了国家利益。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从真宗到神宗四朝，在盟约问题上，北宋政府鉴于河北地区的地理形势和军事上的重要性，鉴于对辽国统治者本质的深刻认识和双方实力的对比，执行了谨慎而又较为灵活的修城政策，加强了国防建设，维护了国家利益，也是澶渊之盟后宋辽双方能够基本上和平共处的物质保证，诚为一种较为成熟的外交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