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住在北上广的外省市务工人员想必对王德彪、硬盘、捞佬等词语不陌生了。虽然不少人试图美化这些词语把他们粉饰成为中性词，但是一句话说的好：没有肮脏的语言，只有肮脏的思想；无论词语本身代表着什么，说这句话的时候带有的贬义毋庸置疑。

但是，一些大城市本土人士的反驳也并非全无道理：为什么大都市这么拥挤，竞争这么激烈，还这么歧视外省市人员，那些来到大都市的外省市人员还是希望成为大都会的一员？

知乎问题“如何看待地域歧视”

都市与乡村

大都会的魅力其实自古以来就存在，很多现象其实在中古时期就已经显现了出来。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有着悠远户籍历史的国度，而户籍重要的作用就是管理在册人口。在大部分王朝统治时期，人口流动被严格管束，没有凭证你连自己所在的村庄都出不去，不过宋朝是个例外，秉承南朝系统的它对人口流动管制很松，宋代得以形成庞大的市民阶层。

清明上河图展示了汴京的繁华

值得一提的是宋朝恰恰是第一个明文划分了城市户口和乡村户口的朝代，放松了人口管制的同时也造成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地域矛盾，毕竟以往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现在什么穷乡僻壤的乡巴佬都往汴京涌，那样矛盾可不就大了？

有意思的是就算在城镇户籍歧视之下，宋朝的乡村人口依旧在玩命地往城市涌，汴京甚至因此产生了很多治安问题。至于为什么要这么做，宋人也说了，乡下实在太无聊了，吃的玩的就那么点实在苦闷，在那里养老或许可行，但是如果要在乡下呆一辈子还是算了。

城市的繁华衬托出乡村的无聊，以往不能随便出入倒也罢了，现在见识过了自然不能放手

大都会与小城市

到了近代，随着工业化的进行，城乡之间的差距更为巨大。以往仅仅是因为城市人口更多鱼龙混杂，有着乡村无法比拟的信息优势和三产优势，但是城里人和农村人在财富上是没有太大差距的。现在城市有了工业，有了明确的产业分工，在成就“天花板”上，城市就要完胜农村。

工业造成的社会分工诞生了真正意义上的城市

而这种聚集效应通常和城市大小成正比例，这里的大小不只是指城市辖地大小，更多是指经济体。越是发达的城市，管理系统越是完善，出现巨富的可能便越大，阶层流通的速度便越快。

稍微了解中国企业行情的人都知道，所有的大企业全部驻扎在大都市之中，甚至连二线城市都没几个。原理也很简单，大城市的配套设备齐全，这里的配套设备不仅仅是是指硬件，更多地是指软件。举例如果你要开一家互联网公司，那么首先你要选址，为了不被坑你需要一个好的中介，然后你要装修一下，需要一个正规的装修公司。在整完这些硬件之后重头戏来了，你需要设计师，你需要程序员，你需要营销，你需要财务等。既然你需要人才，那么扣除薪资和五险一金问题，对方最看重的便是公司位置，而在大城市尤其是一线大城市，大学密集名牌大学层出不穷，你才有机会遇到人才。

马云或许不会进驻北京也会离开上海，但是绝不会选择三线以下的城市

除了这些怀揣着梦想的创业者之外，大都会也满足年轻的打工者们“闯荡一番”的梦想。虽然，有着这样的那样的歧视，但越是发达的大都会越是强调“制度平等”，无论你是谁，是某二代还是富豪在程序正义面前都是“被执行”的对象。虽然，打工者们注定在“物质”上和资本家们不平等，不过在“程序”上却是一样的。你想要创业不会因为你是谁谁谁的儿子而给你免去费用，也不会因为你是打工者而有意识地怠慢你，相信在大都会待过的读者们十有八九会有这番体验。

繁华的北京有歧视但更有机会

天花板与地板

可能有人会提问，在改开之前虽然京津沪的户口也很值钱，但是除了首都外的户口并不像今天这样炙手可热，这是怎么回事呢？

芝加哥学派的大师弗里德曼曾经说过美国相较于很多国家最大的优势便是阶层的“地板”足够高，哪怕是美国的穷苦人过得也比很多国家的中上阶层来得好。各种数据说明其所言非虚，尤其是在大都会，除非你背上犯罪记录或者是非法移民，否则你就肯定过的比发展中国家的大部分都要好。

弗里德曼的路线被证明非常正确

这里的好也不单单指物质层面，还有生活的希望。作为一个穷苦人最想要的就是摆脱目前的困境，前往一个更好的领域。在农村或者各项产业都不是那么发达的小城市，虽然也可以通过创业手段发家致富，但是多数只能做到“小富即安”，真正的富人往往发迹于真正大都市之中。

然而如上所述，大都市的优势在于其聚集效应，这个需要和宋朝一样的人口流动去保证它的活力。很可惜倒退三十年，中国不具备这个基础条件。如果你上了点年纪，应该还记得那个时代连出自己的村庄都要介绍信，自然不可能和今天坐上高铁就能跑全国的条件比。

四十年前的人，连坐上绿皮火车去异地都要许多手续

没有了大量新鲜血液的输入，原本的大都会也会僵化。最典型的便是上海，随着公私合营将上海滩原本的巨富们消灭，新的移民无法涌入上海，这座城市迅速成为一滩死水。

在上一期兰台说史，我们介绍了一对不幸的新婚夫妇（详见《上海大爷为何放言“月入一万”等于要饭》）。有一对准备结婚的新人，准新郎邀请准新娘去他家吃了顿饭。结果，当准新娘看到未来丈夫家一盘菜吃八个皮蛋的时候，立刻取消了婚约。这出悲剧的原因也是令人咂舌--因为皮蛋在上海人民心中是“精细的食物”，这样一口气吃八个的家庭一定是“刚波宁”，这婚结不得。

被称为滚地龙的苏北蜗居

但是，正如上期所说，其实那个时期的贫富差距并不大，所谓上只角也不过就是石库门房子，老宁波一家五口住在不到20平的房子是很正常的现象，乃至为了小夫妻方便老人主动要求搬去阁楼都不稀奇。

可是这样所谓的差距小真的是好事吗？显然不是，今天上海的贫富差距远比那时候大，但是只要有一份正式的工作，哪怕是打工的沪漂在生活条件上也比四十年前的上海“上只角”们好得多。这也是弗里德曼所说的市场经济优势发挥出来的结果，看着基尼指数很恐怖，但是如果让人民自己选择，他们只会选择改开后那个真正的大都会，而不是之前那座顶着大城市身份的大农村。

石库门是上海较好的房子了，但是很可惜人均下来，每个人仅5.8平

除了死气沉沉外，人口流动停止带来的最要命的问题就是世界观僵死了。老一辈上海人相较于年轻人，有着更多对外来务工人员的歧视。这个原理很简单，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于那个满大街上海话，满大街只有上海的社会，随着身体的老去，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也差了，等到90年代后彻底开放，他们惊觉自己已经无法适应恢复大都会身份的上海市了。

结语

人们希望进入大城市，年轻人期望“闯荡”，梦想家希望“发家”，所有人都希望能够“安家落户”。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有着很多和当地人的摩擦，但是这是否有损于大都会本身的魅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