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协从登基即位的那一天起，就是有皇帝之名而无皇帝之实。但他毕竟是国家最高权力的象征，谁掌握了他，谁就能以皇帝的名义向其他地方割据政权发号施令。这个道理虽然简单，真正明白的人却不多，袁绍就不懂。
建安元年（196），袁绍谋臣沮授曾劝说他，如果能“西迎大驾，挟天子而令诸侯”，就会收到没有谁“能御之”的功效。袁绍偏偏不听，觉得献帝是个废物，把他弄来还得养着，怪麻烦的。可见袁绍根本不是个政治家，虽然空有雄兵猛将，却不懂军事不过是政治的工具，最后难免失败。
而曹操更是早有此识。初平二年（191），曹操做东郡太守不久，皇室刘邈在献帝面前称赞曹操忠诚，曹操为此十分感激。初平三年（192），治中从事毛玠向他建议“奉天子以令不臣”，他觉得是说到了点子上。
献帝东迁后，曹操觉得机会来了，当时宫中食用困乏，曹操便经常向献帝进献食品和器物。献帝还在洛阳时，曹操就曾向他进献过缝帐2顶，丝线10斤，山阳郡所产的甜梨2箱，稗枣2箱。献帝都许后，曹操更是经常进献，其中有桓帝时赐给他祖父曹腾的家藏器物，也有属下陆续搜寻到的一些宫中流失的器物。
迎接汉献帝来许昌，是曹操的另一个杰作。他最初提起此议时，只有荀彧赞同，并极力说明迎献帝的迫切性和对今后斗争的有利性，说这是一件“大顺”、“大略”、“大德”的事。但最初的迎接由于董承等人的阻拦并未如愿。后来董承为抵抗韩暹的势力暗召曹操到洛阳。部下董昭又提醒他只有把献帝迎到他的地盘许昌，方可成就大业，万事无虞。这样，曹操借口京都无粮，要送献帝到鲁阳就食，把献帝安全转抵许昌。建安元年（196），汉献帝迁都于许昌。
曹操对献帝的物质保障和适度尊重，果然得到了他所期待的巨大回报。献帝授给曹操节钺，录尚书事，任司隶校尉，迁都许昌后，又任命他为大将军，实际获取了高出于所有文臣武将的地位。
汉献帝刘协在许都虽然衣食无忧，却也无所事事。特别是虽然是贵为天子，曹操也还算尊重自己，但他却时时感觉到一种无形的压力，这种压力来自于曹操不断地诛除公卿大臣，不断地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建安元年八月，曹操进驻洛阳，立刻趁张杨、杨奉兵众在外，赶跑了韩暹，接着做了三件事：杀侍中台崇、尚书冯硕等，谓“讨有罪”；封董承、伏完等，谓“赏有功”；追赐射声校尉沮俊，谓“矜死节”。然后在第九天趁他人尚未来得及反应的情况下，迁帝都许，使皇帝摆脱其他势力的控制。此后，他还加紧步伐剪除异己，提高自己的权势。他首先向最有影响力的三公发难，罢免太尉杨彪、司空张喜；其次诛杀议郎赵彦；再次是发兵征讨杨奉，解除近兵之忧；最后是一方面以天子名义谴责袁绍，打击其气焰，另一方面将大将军让予袁绍，稳定大敌。
典故之一
其实三国正史中最早出现的说法是“毒士”贾诩向凉州军后期首领李傕提出的“奉国家以征天下”。初平三年（192年），董卓被杀，其部将李傕等人便遣使诣长安求赦。当时掌权的司徒王允为人刚直，没有同意，李傕等人更加恐惧，不知所为，准备各自解散，逃回归乡里。贾诩当时因为是董卓所部的官吏，在李傕军中任职，为求自保，便出面阻止了他们，对李傕等人说：“闻长安中议欲尽诛凉州人，而诸君弃众单行，即一亭长能束君矣。不如率众而西，所在收兵，以攻长安，为董公报仇，幸而事济，奉国家以征天下，若不济，走未后也。”（《三国志·魏书·贾诩传》），此计为众人采纳。李傕等以替董卓报仇为名，联络西凉军诸将，率军昼夜兼程，奔袭长安，后击败吕布，杀死王允，挟持了汉献帝，控制了东汉政府。
后来，袁绍的谋士沮授向袁绍献计，让其“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可是袁绍手下其他的谋士不赞成，《后汉书·袁绍传》：沮授说绍曰：“将军累叶台辅，世济忠义。今朝廷播越，宗庙残毁，观诸州郡，虽外托义兵，内实相图，未有忧存社稷恤人之意。
曹操就比袁绍高明多了，有一天，有个人向汉献帝推荐曹操，说它能保护皇上的安全，他正准备把曹操叫过来的时候，曹操就来了，汉献帝就说，真是说曹操曹操（操操操操）就到啊，曹操就说 竟敢对我说脏话，于是他抓走了汉献帝，挟天子令诸侯。
典故之二
汉献帝
汉灵帝末，曹操升任西园八校尉之一的典军校尉，及董卓入洛阳，废少帝立汉献帝刘协，曹操拒受骁骑校尉之职，隐姓埋名逃回家乡，散家财，纠合一支5000人的武装。中平六年（公元189年）十二月，加入袁绍为盟主的关东牧守讨伐董卓的联军。董卓挟汉献帝西奔长安，关东牧守各图发展。这时，袁绍向昔日好友曹操表示自己将“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并问曹操的打算。曹操说：“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初平二年（公元191年），曹操奉袁绍之命，击败河北农民起义军黑山军白绕部于濮阳（今河南濮阳南），就任东郡太守。次年，兖州（治今山东鄄城东北）刺史刘岱被青州（治今山东临淄）黄巾军击杀，兖州官吏推曹操为兖州牧。曹操随即击败青州黄巾军，俘获兵士30多万，男女100多万口，将其中精锐组建为“青州兵”，力量大增。就在此时，日后成为曹操重要谋士的兖州治中从事毛玠，向曹操提出在群雄纷争之际自存并求发展的重要策略：“今天下分崩，国主迁移，生民废业，饥馑流亡，公家无经岁之储，百姓无安固之志，难以持久……夫兵，义者胜，守位以财，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畜军资，如此则霸王之业可成也。”
当时汉献帝西迁，王纲不振，但统治全国数百年的汉室仍具号召力，作为以皇权为依托的宦官的后裔，曹操无疑也知道汉天子在政治斗争中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他极赏识毛玠的建议，当即派使辗转到长安，以示忠于汉朝廷，并利用黄巾军余众，在许县（今河南许昌市西）附近开展屯田，聚集粮食，招纳军队，获颍川（治今河南许昌市西）名士荀彧为谋主。其后三年多时间，曹操将据有南阳（治今河南南阳市）的袁术逐至淮北，两次进攻徐州（治今江苏邳县南），败徐州牧陶谦，并消除内乱，将一度袭据兖州的吕布逐至徐州。兴平二年（公元195年）十月，汉献帝任命曹操为兖州牧，黄河南边这块地方，成为日后曹操消灭北方割据群雄的势力基础。
兴平二年春，凉州军阀李傕击杀另一凉州将樊稠，焚毁长安宫殿，将汉献帝挟持到自己的军营中，郭汜则将汉室公卿扣作人质，相互攻杀。李傕部将杨奉叛离，于同年八月拥汉献帝东奔洛阳，他联合河东（治今山西夏县西北）白波军首领韩暹等，摆脱李傕、郭汜的围追堵截，于建安元年（公元196年）七月抵达洛阳。当时洛阳残破不堪，百官自己采集野草籽裹腹，甚至饿死于残檐断壁间。荀彧趁机向曹操建议：“今车驾旋轸，东京榛芜，义士有存本之思，百姓感旧而增哀。诚因此时，奉主上以从民望，大顺也；秉至公以服雄杰，大略也；扶弘义以致英俊，大德也。天下虽有逆节，必不能为累。”曹操于是致信杨奉，表示自己粮食充足，可以接济。八月，曹操率兵入洛阳，反对接纳曹操的韩暹望风逃走，汉献帝以曹操为录尚书事、领司隶校尉，参预朝政。九月，曹操接受董昭的意见，以求粮为名，将汉献帝及朝廷百官迁到自己的根据地许县，改名许昌，以为都城，自任大将军，从而摆脱杨奉等对汉朝廷的控制，将汉献帝牢牢地置于自己掌握之中。
建安元年九月，汉献帝下诏给当时已据有青、冀（治今河北冀县）、幽（治今北京市）、并（治今山西太原市南）四州之地的袁绍，“责以地广兵多而专自树党，不闻勤王之师而但擅相讨伐”。这是曹操“奉天子以令不臣”的第一个政治行动。随后，汉献帝又下诏给吕布，称赞他诛杀董卓的功绩，令其与曹操共辅朝廷。献帝东迁后，关中出现权力真空，数十名大小军阀各拥兵自保，曹操任命侍中钟繇为守司隶校尉，持节都督关中诸军，凉州将马腾、韩遂分别送子到许昌为人质，曹操又通过汉天子将关中暂时置于自己的号令之下。次年，曹操又遣使任命当时已据有江东的孙策为骑都尉，继承其父孙坚乌程侯爵，领会稽太守，令其与徐州的吕布等发兵讨伐在寿春（今安徽寿县）称帝的袁术。吕布虽事实上据有徐州，却不得不派人求曹操，希望朝廷正式任命自己为徐州牧。荆州（治今湖北襄樊市）牧刘表据地自保，名义上仍臣服于曹操控制的汉朝廷，贡献不绝。建安三年（公元198年）正月，渔阳（治今河北密云西南）太守鲜于辅因曹操“奉天子以令诸侯，终能定天下”，“率其众以奉王命”，被任命为建忠将军、都督幽州六郡，曹操于是在袁绍后方安下一个楔子。后来曹操与袁绍决战，双方谋士估量战局，无不将曹操奉天子有义战之名作为曹操政治上居于优势的重要砝码。
而且，随曹操奉汉献帝迁都许昌，他不仅获得了董昭、钟繇等原汉室臣僚，而且赢得了大批士人的归心。经荀彧推荐，荀攸从荆州、郭嘉从袁绍处投到曹操麾下，避乱江南的杜袭、赵俨也于次年返归许昌，“许都新建，贤士大夫四方来集”。他们从各方面为曹操出谋出力，使曹操能“任天下之智力”，最终平定北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