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经历

    而崔浩比他父亲更有才华， 《魏书·崔浩列传》说他：“少好文学，博览经史。玄象阴阳，百家之言，无不关综，研精义理，时人莫及” ,少年时他广泛地阅读了儒学和史学著作，对于天文、阴阳和诸子百家的著作，也无不涉猎。在精心研讨各家宗旨和深刻含义方面，当时没人能和他相比。长相如美貌妇人，自比张良。 20岁时，就担任了通直郎的官职，不久升为著作郎。魏道武帝拓跋珪见崔浩擅长书法，常把他安排在自己的身边。

    拓跋珪到晚年时，病重多疑，精神失常。史书记载“初，帝服寒食散，自太医令阴羌死后，药数动发，至此逾甚。而灾变屡见，忧懑不安，或数日不食，或不寝达旦。归咎群下，喜怒乖常，谓百僚左右人不可信，虑如天文之占，或有肘腋之虞。追思既往成败得失，终日竟夜独语不止，若旁有鬼物对扬者。朝臣至前，追其旧恶皆见杀害，其余或以颜色变动，或以喘息不调，或以行步乖节，或以言辞失措，帝皆以为怀恶在心，变见于外，乃手自殴击，死者皆陈天安殿前。于是朝野人情各怀危惧。有司懈怠，莫相督摄；百工偷劫，盗贼公行，巷里之间人为希少”( 《魏书·太祖纪》 )。拓跋珪成了名符其实的孤家寡人。北魏政局，岌岌可危。内廷许多亲近的人，都因为细小的过失而受到惩处，于是大家无不逃避躲藏，以避免眼下的不测之祸。此时，唯独崔浩恭敬殷勤，慎守职事,不稍懈怠，有时整日不归家。崔宏也小心谨慎，既不得罪，又不献媚取宠，故父子安然，得以免祸。 永兴元年(409年)，拓跋珪被其子拓跋绍杀死，明元帝拓跋嗣初即位，拜崔浩为博士祭酒，赐爵武城子，常为明元帝讲授经书。每当去郊外祭祀天地，崔氏父子都乘坐轩轺车，时人羡慕不已。 明元帝好阴阳术数，神瑞元年(414年)时，听了崔浩讲《易经》 、 《洪范·五行传》 ，非常赞诩。命崔浩占卜吉凶，参考天文，解决疑惑问题。崔浩把天道与人事结合起来，加以综合考察，举其大要，用来占卜各种灾祥变异，多有应验。从此，崔浩得宠，“恒与军国大谋，甚为宠密”(《魏书·崔浩列传》)。

驳迁都

    神瑞二年(415年)，魏国首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连年霜旱，秋谷歉收，发生粮荒。云中、代郡很多百姓饿死。九月，太史令王亮、苏坦对明元帝说：“平城连年霜旱，有人观天象说，必有大难，我们不如把国都从平城迁至邺城（今河北省临漳县）。”明元帝向群臣咨询意见，崔浩和特进周澹对明元帝说：“以臣之见，国家迁都于邺，虽可暂时解救今秋之饥，但并非长久之策。东州（太行山以东各州）之人，一向认为魏国地大物博，人口、牲畜众多。现在如果迁都，东部各州分配不了多少人，而且让鲜卑人和汉人杂居各地，处于荒野山林之中，水土不服，疾病流行，会使人们意志沮丧。四方人士知道了真实情况，也易产生蔑视和欺侮鲜卑族人的念头。同时，北方的柔然等部族也会乘机而入。那时，云中、平城就有沦为敌手之患，那时想回师援救，因中隔恒山代土，恐怕也来不及。如果暂不迁都，即使山东发生变乱，也可轻骑南出，耀武扬威，人们不知虚实，必然望尘畏服。这正是国家威制中原的长远方略。再说，到明春牧草生发、乳酪充足，兼有苹果，足以接济来秋。如果再有一个好的夏收，形势就可变好了。“明元帝拓跋嗣听了这一番高论，觉得很有道理，可又很不放心地问崔浩：“假如挨不到来秋，或者来秋庄稼不熟，将又如何是好？”崔浩献计说：“你可以把那些最穷的民户，下到各州去就食，如果来秋仍然庄稼歉收，就再想别的办法。但切切不可迁都！”明元帝拓跋嗣听从了崔浩的劝告，于是挑选了一批最穷困的民户，下到各州去就食，即山东定、相、冀3 州，令汉民每户出租米50石来养活这些穷户。明元帝纳其言，于是挑选部分贫困户分赴定、相、冀三州就食，由当地开仓赈恤。第二年秋天，收成很好，百姓富足，人心安定，国家度过了难关。明元帝很高兴，赐给二人各一妾，御衣一套，绢五十匹、绵五十斤。

隔岸观火

    泰常元年(416)八月，东晋太尉刘裕北伐后秦，水陆并进。晋军势如破竹，后秦连连败退。泰常二年(417)三月，刘裕率水军自淮、泗入清河，准备逆黄河西上，为顺利进军关中，刘裕派人假道于魏。明元帝召集群臣商讨对策,北魏满朝公卿大臣群起反对，认为刘裕此举比定图魏，应该出兵阻止刘裕军队沿河西上。只有崔浩崔浩站出来反对说：‘目前柔然不断向我侵扰，国内缺粮，我们不宜出兵迎敌。如果向南出兵，则北寇进击；如果出兵救北方，则东方又面临危险。因此，不如借道刘裕，纵其入关，然后堵塞其归路。这样就像卞庄打虎，专等两虎咬斗之后再动手，就可以一举两得’。明元帝还是担心中了刘裕之计，最终没有同意崔浩的建议，派司徒长孙嵩带领步骑十万人驻于黄河以北，并派出数千骑兵于黄河北岸跟随与监视刘裕军的西上。刘裕进军受阻，遂于四月以车兵弓弩兵及长矛兵等组成“却月阵”，魏军以3万骑进攻，大败而归，阿薄干等被斩。明元帝闻魏军惨败，后悔不迭，恨不能用崔浩之计。

    等到刘裕兵临潼关时，明元帝又问计于崔浩，崔浩回复说“后秦皇帝姚兴一死,二子交战，众叛亲离。刘裕乘其危前去攻打，兵精将勇，以我看来，必胜无疑。”，他又预料刘裕不会久留关中，将来必会篡晋，而‘夏国国破家覆，孤子一身，依附于姚氏，受姚氏封荫。但却不思报恩，而乘人之危，纯是小人，虽能横行一时，但最终要灭亡的。关中比定为陛下所得’，他分析北魏自己的情况时说“我们兵马虽强盛，但没有韩信、白起那样的将领。长孙嵩虽有治国才干，但无带兵进攻的能力，不是刘裕的对手，而且我们西有夏国，北有柔然，这两个敌人还存在着，我认为等待一下，看一看形势再动，也晚不了。”这一次，明元帝拓跋嗣完全赞同崔浩的策略。历史也完全证明了崔浩的预见。

破夏

    泰常八年 (423)十一月,拓跋焘（佛狸）即位,是为北魏太武帝。

    拓跋焘即位后，面临一个重大决策：先灭夏还是先伐柔然？鲜卑将领们一致主张打柔然，原因很简单，他们贪的是可以俘获大量人畜，他们怕的是夏国国都统万城坚固难攻。崔浩却没有那么短视：“柔然来的时候，像飞鸟一样霎时集结；去的时候，也像野兽一样霎时逃散。用大军追赶，一定无法追上，如果用少量的军队追赶，又无法把他们制服。赫连氏土地不过一千里，政治残暴，刑法酷烈，得不到上天保护和人民的拥护，应当先讨伐赫连氏。”

    正好几个月后，夏王赫连勃勃死了，其诸子争权，拓跋焘亲率大军进击统万城，这次虽没有攻占统万，但消灭了夏国主力，赫连氏只有守孤城等死的份了。第二年，拓跋焘再攻统万，这次崔浩献计说：‘我们如果十几万大军全部抵达夏都统万城下，夏王赫连昌一定害怕，就更不敢出城作战了。我们应采取‘以强示弱’的策略，只派一支精锐骑兵，把辎重留下，这样夏王赫连昌就不会害怕了，很可能出城与我们交战，想趁机消灭我们的小部队。这样，我们与之决战，一战而胜，统万城唾手可得。’于是拓跋焘决定留下辎重，率领轻骑兵三万人，加速先行进发。到达统万城后，拓跋焘将大军分别埋伏在深谷之中，只派少数部队来到统万城下。可是赫连昌不上当，于是崔浩献计，让军队撤退，让将士向西大肆劫掠居民，还故意让犯死罪的士卒逃走报信。于是赫连昌终于上当，以为‘北魏军的粮草已经用尽，军中士卒每天只吃菜，而辎重补给还在后方，步兵也未能赶到。‘于是引兵追击，诱敌出洞的计谋终于成功。魏，夏两军决战之时，突遇风雨，飞沙蔽天，魏军逆风，不利作战，拓跋焘也马失前蹄，险些被俘，宦官赵倪，精于占卜术，他对太武帝拓跋焘说：“如今风雨是从敌人头上袭来，我们逆风，敌人顺风，这表明天不助我。更何况我们的将士饥渴交加，希望陛下暂时避开他们的锋芒，等以后再寻找时机。’此时千钧一发，稍有迟疑，全军溃败。崔浩挺身而出，厉声喝止说：“这是什么话！我们千里而来，自有制胜的策略。敌人贪图眼前的胜利，不会停止追击，也没有后继部队。我们应该埋伏一支精兵，适时出击，向他们发起突然的进攻。刮风下雨，乃自然现象，怎么可以认定是天不助我？！”。于是拓跋焘重新部署，全力反攻，夏军终于撑不住，全军崩溃。夏主赫连昌来不及跑进城，于是便逃奔上邦。用来‘统一万邦’的天下第一城到了几乎没有人防守的地步，北魏终于进入统万城。

征柔然

    破统万城之后，拓跋焘为摆脱北面柔然与南朝宋腹背受敌的威胁，决意集中力量打击柔然。公卿大臣们担心宋军乘机北进，竭力劝阻，只有太常崔浩极力赞成，他很有把握地说：‘现在刘宋自刘裕去世后，元气一直未恢复，对我构不成直接威胁。我们统一北方的大业，首先应对北方的强国夏国、蠕蠕（柔然）下手。夏国现在已被我打败，大伤元气，气数已尽，灭亡夏国已是时间问题了。蠕蠕气焰嚣张，不可一世，常口吐狂言，我还未真正重创它，所以必须调集精兵，趁蠕蠕骄横轻敌的时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长驱直入蠕蠕境内，出其不意，攻其无备，到时一定能获全胜！”

    于是群臣推举太史令张渊、徐辩出面劝阻。张渊年轻的时候，由于曾经劝阻过苻坚，不可以南伐，苻坚不肯接受，结果大败而名噪一时。拓跋焘命令当庭辩论。张渊的理由是：当年是已己年，属于‘三阴之岁’，‘太白在西方’，故不能举兵，否则必定失败。崔浩针锋相对，有一番‘五行生克’的高论。“阳是恩德，阴是刑杀，所以出现日食时，君主要积德，出现月食的时候，要注意刑罚。帝王使用刑法，对犯罪的人则绑缚肆市处决，对于犯大罪的敌国，就应该使用甲兵消灭它们。今天出兵讨伐有罪之国，正是加强刑罚。我观察天象，近年以来月亮运行遮盖昴星，到现在仍然如此。这表明，三年之内天子将大破旄头星之国。柔然、高车都是旄头星的部众，希望陛下不要犹豫。”张渊等人羞愧难言，辩解说：“柔然，是远荒外不确定的东西。我们得到他们的土地，也不能耕种收获粮食，得到他们的百姓也不能当做臣民驱使。而且他们疾速往来，行动没有规律，很难攻取并彻底制服，有什么事如此急迫，要动员大队人马去讨伐他们？”

    崔浩说：“张渊、徐辩如果谈论天文，还是他们的本职，至于说到人间的事情和当前的形势，恐怕不是他们能确切了解的。这是汉朝以来的老生常谈，用在今天，完全不切实际。为什么呢？柔然本来是我们国家北方的藩属，后来背叛而去。今天我们要谋杀叛贼元凶，收回善良的百姓，使他们能够为我国效力，不是毫无用处的。世上的人都信服张渊、徐辩深通天文，预知成功或失败。那么，我倒想问问他们，在统万城没有攻破之前有没有溃败的征兆？如果不知道，是没有能力；如果知道了却不说，是对皇上不忠。”当时前夏主赫连昌在座，张渊等人自以无先言，惭不能对。太武帝非常高兴，对大臣们说：“吾意决矣。亡国之臣，不可与谋，信矣哉”

    为了打消太武帝拓跋焘最后的疑虑，崔浩又进言：‘刘义隆今日君臣，非刘裕时可比，他们如果敢来，譬如小马小牛斗虎狼，有何畏惧？’‘如今夏季，柔然的习惯分散放牧，秋天牲畜肥壮，方才集中，天寒时南下掳夺，现在出其不意，大举袭击，必定成功，只怕诸将不肯深入，不能全胜’他口若悬河，舌战群臣，终于令佛狸彻底打消了疑虑，决计大举讨伐柔然。这次远征，根据崔浩的“出其不意，攻其无备”的谋略，果然取得了关键性的胜利，柔然主力溃败，提出和亲。从此不再是北魏的主要威胁。也正如崔浩的担心，当魏军进到琢琊山，诸将怕有伏兵，劝佛狸停止进军，七月，魏军班师。后来得到情报，再前进两天，就可以把残部消灭光。佛狸后悔不已。

灭北谅

    432年拓跋焘又灭了北燕，在统一北方的道路上，只剩下西北角的北谅苟延残喘。439年拓跋焘讨论伐谅之事，这次还是群臣反对，特别是一个叫李顺的反对得最厉害。此人为是佛狸身边第二号谋士，在征夏伐柔然等诸多战役中，表现出卓越的见识和谋略，也深获拓跋焘信任。他作为拓跋焘的特使出使北谅12次，对北谅的情况了如指掌。也曾在拓跋焘面前预言北谅沮渠氏离败亡不远了。但是此人贪财，逐渐被北谅的沮渠氏用重金收买。拓跋焘以前数次想动手收拾北谅，都被李顺劝阻。这次他看到拓跋焘决心很大，只好编造谎言“从温圉水以西直到姑臧，遍地都是枯石，绝对没有水草。当地人说‘姑臧城南的天梯山上，冬天有积雪，深达几丈，春季和夏季的时候，积雪融化，从山上流下来，形成河流，当地居民就是引雪水入渠，灌溉农田。如果凉州人听说我们大军开到，一定会断绝渠口，让水流尽，我军的人马就无水可用。姑臧方圆百里之内，土地因无水寸草不生，我军人马难以久留”。

    崔浩反驳说：“《汉书·地理志》中讲道：凉州的畜产，天下最为富饶。如果那里没有水草，牲畜怎么繁殖？另外，汉朝绝不会在没有水草的土地上兴筑城郭，设置郡县。况且，高山冰雪融化以后，只能浸湿地皮，收敛尘土，怎么能够挖通渠道，灌溉农田呢！这种话实在是荒谬不可信。”李顺恼羞成怒地说“耳闻不如眼见。我曾经亲眼看到，你有什么资格和我辩论？”崔浩一针见血地说：“你接受了金钱贿赂，就想要替人家说话，你以为我没有亲眼看到就能被你蒙蔽吗？”

    后来太武帝决意亲率大军讨伐，当看到姑臧城外水草茂盛，便十分痛恨李顺，对崔浩说：“你当年说过的话，今天果然应验了。”　崔浩回答说：“我不敢不讲实话，一向如此。”而李顺不知悔改，三年后奉旨赏赐群臣时又接受贿赂，太武帝大为震怒，两罪俱发，处死了李顺。

受宠

    作为统一战争的谋主，崔浩参与了北魏王朝三代帝王重大的军事决策，多谋善断，算无遗策，屡建功勋，在北魏统一中国北方的一系列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除了以上事件中以外，崔浩在平息薛永宗，盖吴暴乱，征讨吐没骨部落，吐谷浑以及南征刘宋等战争中屡献奇谋，屡建奇功。可以说，没有崔浩，拓跋焘是不可能统一北方的。

    拓跋焘曾对崔浩说：‘你才智渊博，历事我的祖父与我父亲，尽忠三世，因此我对你特别看重。希望你凡有所思，直言相告，助我治世。我有时脾气不好，也许不能采纳你的建议，但过后静思，却总觉得你说得很有道理’ 他还曾指着崔浩，对新归降的高车酋长们说：’你们别看此人纤弱不堪，手无缚鸡之力，但他胸中所怀，却远远胜过甲兵。但我征战前犹豫不决之时，都是他使我下定决心，而且总是大获全胜。这都是他的功劳！ 他曾召集众尚书，下令道：‘日后凡属军国大计，你们不能决定的，都应先征询崔浩的意见，然后再可实施’ 拓跋焘对崔浩不仅是信任，而且很亲近。他有时到崔浩家中向他请教，崔浩接待皇帝仓促之间，来不及制作精美的食品，就搬出家常菜肴，拓跋焘总是高高兴兴拿起来就吃。崔浩进宫见驾，地点也不限于朝堂，可以出入卧室。 就是这样一个深受尊敬信任又极为亲近的重臣，一夜之间，遭到了灭族之祸。杀他的正是太武帝拓跋焘.

冤死

    在拓跋焘镇压盖吴起义的过程中，崔浩曾亲见寺僧藏匿武器，崔浩笃通道教，主张废佛。北魏太武帝由此下令关闭长安沙门，焚烧寺院，捣毁佛像，史称「三武之祸」。寇谦之以杀僧过多，曾苦求崔浩，阻止灭佛行动。当时「一境之内，无复沙门」,朝野间怨声载道。

    掌权后，企图按照汉族的世家大族的传统思想，整理、分别和规定氏族的高下。在神麚三年(431年)九月时，崔浩便“欲大整流品，明辨姓族”，表弟卢玄劝阻他说：“夫创制立事，各有其时；乐为此者，讵有几人！宜加三思”(《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二十四》)。但崔浩不从，从而得罪了众多的鲜卑贵族。

    崔浩之弟崔恬嫁女儿给王慧龙，王氏是太原大族，世代遗传齇鼻，在江东被称为“齇王”。崔浩见王慧龙时，一看到他的齇鼻，就说：“的确是王家男儿，真是贵种！”又多次对朝中的鲜卑诸公称赞他长得俊美。司徒长孙嵩听了大不高兴，就向太武帝告状，说王慧龙是从南方归降的，崔浩叹服南人，是“有讪鄙国化之意”(《魏书·王慧龙列传》)。太武帝大怒，把崔浩传来训斥，崔浩脱帽叩头，自责了一番才得到宽恕。 太子拓跋晃监国时，崔浩自恃才略及魏主所宠任，专制朝权。一次曾推荐冀、定、相、幽、并五州人士数十人，皆起家为郡守。太子对崔浩说：“先征之人，亦州郡之选也；在职已久，勤劳未答，宜先补郡县，以新征者代为郎吏。且守令治民，宜得更事者。”崔浩固执己见，最终把他推荐的人派出去任职。当时，中书侍郎、领著作郎高允知道后，对东宫博士管恬说：“崔公其不免乎！苟遂其非而校胜于上，将何以堪之”(《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二十五》)！

    但给崔浩带来杀身之祸的直接原因，是《国书》事件。

    在太延五年(439年)十二月时，太武帝命崔浩以司徒监秘书事，中书侍郎高允、散骑侍郎张伟参著作事，续修国史。太武帝叮嘱他们，写国史一定要根据实录。崔浩他们按照这个要求，采集了魏国上代的资料，编写了一本魏国的国史。当时，皇帝要编国史的目的，本来只是留给皇室后代看的。但是《国记》修毕后，参与其事的著作令史闵湛、郗标建议把《国记》刊刻在石上，以彰直笔，同时刊刻崔浩所注的《五经》。闵湛、郗标巧言令色，平时以谄事崔浩而获得崔浩的欢心。他们的建议被崔浩采纳，太子也表示赞赏。于是，在天坛东三里处，营造了一个《国书》和《五经注》的碑林，方圆一百三十步，用工三百万才告完成。 由于《国记》秉笔直书，尽述拓跋氏的历史，详备而无所避讳，其中直书了拓跋氏一些不愿人知的早期历史。而石碑树立在通衢大路旁，引起往来行人议论。鲜卑贵族看到后，无不愤怒，先后到太武帝前告状，指控崔浩有意暴扬国恶。太武帝命令收捕崔浩及秘书郎吏，审查罪状。崔浩被捕后，承认自己曾经接受过贿赂。其实他对自己所犯何罪，也不明白。太武帝亲自审讯他时，他惶惑不能应对。 太平真君十一年六月己亥(公元450年7月5日)，太武帝诛杀崔浩。在送往城南行刑时，“卫士数十人溲(撒尿)其上，呼声嗷嗷，闻于行路。自宰司之被戮，未有如浩者”(《魏书·崔浩列传》)。同时，秘书郎吏以下也都被杀，而清河崔氏同族无论远近，姻亲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都被连坐灭族。史称“国史之狱”

    北方士族在“国史之狱”遭到了沉重打击。宋人刘攽等说：“拓跋氏乘后燕之衰，蚕食并、冀，暴师喋血三十余年，而中国略定。其始也，公卿方镇皆故部落酋大，虽参用赵魏旧族，往往以猜忌夷灭”《魏书·旧本<魏书>目录序》。他们指出鲜卑贵族与赵魏大族的矛盾，是颇有见地的，而崔浩正是这种矛盾的牺牲品，“国史之狱”只不过是一个借口罢了。 不久，太武帝北巡阴山，后悔诛杀崔浩。时北部尚书宣城公李孝伯病世，太武帝说：“李宣城可惜！”既而又说：“朕失言，崔司徒可惜，李宣城可哀”(《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二十五》)！但事已至此，无法挽回。

后人点评

    崔浩作为军事谋略家，深为道武帝、明元帝和太武帝所器重。作为统一战争的谋主，崔浩参与了北魏王朝三代帝王重大的军事决策，多谋善断，算无遗策，屡建功勋，在北魏统一中国北方的一系列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此外，崔浩才艺通博，除了在军事和政治上的成就外，在天文、历法、法律、饮食、宗教等方面都做出过重要贡献。 “崔浩才艺通博，究览天人，政事筹策，时莫之二，此其所以自比于子房也。属太宗为政之秋，值世祖经营之日，言听计从，宁廓区夏。遇既隆也，勤亦茂哉。谋虽盖世，威未震主，末途邂逅，遂不自全。岂鸟尽弓藏，民恶其上？将器盈必概，阴害贻祸？何斯人而遭斯酷，悲夫！”(《魏书·崔浩列传》)

    崔浩的才干与权力，引起了执政的北方民族拓跋氏及其他人的忌妒，相与谮毁，以修史宣杨“国恶”的罪名被灭九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