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江口之战亦称白村江之战，指的是663年8月27日至8月28日， 唐朝、新罗联军与倭国、百济联军于白江口（今韩国锦江入海口）发生的一次水战。
663年，倭军与唐军在百济白江口展开了激烈海战。唐将刘仁轨指挥船队变换阵形，分为左右两队，将倭军围住，其舰只相互碰撞无法回旋，士兵大乱。最终，日军战船全部被焚毁，数万日军被杀或溺死。
朝鲜半岛在 唐朝初年存有 高句丽、 百济与 新罗三个“国家”。其中， 高句丽名声最大，军力最强，对中央王朝一直是时降时叛，时慕时倨。 隋炀帝亡国，最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征 高句丽，致使国内民生凋敝，国力大耗。唐高祖李渊称帝后，对 高句丽“遗使称臣并不感兴趣，对臣下说：“高句丽虽臣于隋，而终拒炀帝，何臣之为。朕务安人，何必受其臣。” 裴矩、 温彦博谏劝：“辽东本箕子封国，魏晋时故封内，不可不臣。 中国与 夷狄，犹太阳于列星，不可以降。”当时的 高句丽国王，是 隋炀帝时一直和帝国叫板的国王高元异母弟高建武。高建武也想察看新帝国虚实，遣使臣献上封域图，表示臣服。唐高祖命人去辽东旧战场，收埋战没隋朝将士尸骨，平毁 高句丽人夸功耀武的 京观。高建武害怕，下令国人“建长城千里，东北首扶余，西南属之海” 。 [3]
后来， 高句丽内部政变，东部大人 盖苏文杀大臣一百多人，并入宫把高句丽王高建武也宰掉，“残其尸投诸沟”， 立高建武的侄子 高藏为傀儡王，自为莫离支（主兵元师）。这位 高句丽种群，“貌魁秀，美须髯，冠服皆饰以金，佩五刀，左右莫敢仰视。” 盖苏文每次上下马，国内贵人大臣都争抢伏地，蹶屁股趴在那里给他当“脚垫”。 [3]
高句丽内变，臣下劝 太宗讨伐其弑主之罪，“因丧伐人，朕不取也”。 太宗挺厚道，下诏拜高藏为 辽东郡王。不久， 高句丽、 百济二国联合，大举进攻 新罗， 新罗向 唐朝乞援。众臣商议，最后 李绩力劝征辽。此次征伐高句丽，唐太宗总共攻克高句丽的玄菟、横山、盖牟、磨米、白岩、辽东、卑沙、麦谷、银山、后黄十座城，迁徙辽、盖、岩三州户口加入唐朝户籍共七万人。新城、建安、驻骅三次较大的战役，杀死高句丽兵四万多人，唐朝将士死近二千人，战马损失十分七八。但之后寒冷的冬季到来，而唐军将士大都来自关中无法适应辽东寒冷的冬季，而唐军的后勤运输也因辽东寒冷的冬季受到严重影响，最终唐太宗被迫班师。
645年（ 贞观十九年），太宗 李世民御驾亲征，
白江口之战
率陆军六万，水军四万，又发 新罗、 契丹、奚等国、部兵，进击 高句丽。唐军初进克捷，攻克盖牟城（今 辽宁盖平）、 沙卑城（今辽宁复县），并克陷 辽东（今辽宁 辽阳）坚城。不久，唐军又陷 白崖城（今辽阳东），进向 安市（今辽宁盖平东北）进发。高句丽大将高延寿等人率高句丽及靺鞨兵十五万来救援，被 唐太宗君臣设计大破。高延寿势屈，悉众投降，膝行匍匐入辕门求请饶命。太宗怒喝：“以后还敢和天子交虞吗！”高延寿“惶汗不能对”。 [3]
高句丽举国震恐，坚壁清野，向后方紧缩战线。 黄城（今辽宁辽阳）、银城（辽宁铁岭）一带顿时空无一人。 [3]
唐军进至 安市，此城“地险众悍”，城上 高句丽兵将见太宗旌旗仪征，竟敢乘城鼓噪示威。太宗大怒。 李绩一旁也气愤，劝太宗说，城下之日，尽屠受战男丁。安市城内守兵闻知此讯，“故死战”。 [3]
胶着数日，城不能下，又遇酷寒天气，太宗惜爱将士性命，只得下令班师。其实， 安市城是 高句丽国内一方诸侯， 盖苏文执政后也曾派兵攻打，“击之不能下，因与之”。地险，人死战，又遇酷寒，唐军人再多兵再强也无可施展。临行，安市城“屏息偃旗”，城主登城再拜。虽然没有被攻屠，高句丽守军也知晓了唐军的勇武。“太宗嘉其守，赐绢百匹”。 [3]
648年（ 贞观二十二年），太宗本准备集三十万大军，以 长孙无忌为大总管，一举击灭高句丽。不料，太宗因病崩逝，高句丽又逃过一劫。 [3]
655年（高宗 永徽六年）， 新罗国向唐廷告状，说 高句丽、 百济、 靺鞨连兵，攻取新罗三十多城。唐廷下诏劝和，不听。作为帝国仲裁者，唐廷于660年（显庆五年），诏派左卫大将军 苏定方等人率兵攻讨。当时， 唐朝刚刚生擒 西突厥可汗 阿史那贺鲁，又分西突厥为两部，设昆陵、蒙池督护府。北方 突厥问题解决， 唐朝自然要“料理”朝鲜半岛上窜下跳的高句丽和百济。 [4][5]
围魏救赵，断其一方。唐军并未直
白江口之战
接救援新罗，而是集中力量进攻高句丽的帮凶百济。百济同高句丽一样，“扶余别种也”，当时的国王是扶余义慈。唐军从城山（今 山东 荣城）渡海，在熊津口大破百济军，又克真都城，击灭百济军主力，“斩首万余级，拨其城”。百济王扶余义慈和太子 扶余隆苍惶遁走，逃入北鄙小城躲避，被苏定方唐军团团包围。扶余义慈的次子扶余泰主意大，趁父兄外逃，自立为王，率众固守百济城。扶余义慈的嫡孙扶余文思对左右人讲：“现在国王、太子均在，王叔自立为王，即使唐兵退去，我父子也会被王叔杀掉！”惶急之下，扶余文思率左右“随城而出”，城内人见王太孙如此，也纷纷跟随，扶余泰连杀数人也无法阻止。无奈，扶余泰出降，百济都城告陷。很快，唐军又逮捕了百济王扶余义慈父子以及百济豪酋五十八人，全部押送长安。“平其国王部、三十七郡、三百城，户七十六万。” [4][5]
唐朝在百济设熊津、 马韩等五个 都督府，择其酋长管治。同年十月，一行囚俘至京城，“诏释不诛”。扶余义慈也是倒霉蛋，本来此人上孝下亲，很有荣名，有“海东曾子”的时誉。战前，唐高宗还下诏劝谕：“……王所兼城宜还之（ 新罗），新罗所俘（ 百济兵士）亦畀还王。不如诏者，任王决战，朕将发契丹诸国，度辽深入。王可思之，无后悔。”百济王总以为唐兵不会轻出，继续当 高句丽帮凶。殊不料， 苏定方诸将一出，百济立时破灭，他自己也被生俘，行数千里地归罪长安。不久，扶余义慈病死，唐廷施恩，赠卫尉卿，并允许其被俘旧臣临丧，“诏葬 孙皓、陈叔宝墓左”――此举意味深长，同为降臣，下场也一样，终免横死。
灭 百济后， 唐朝大军振旅而还，留下郎将 刘仁愿率数
白江口之战
千唐兵留守百济城，并派左卫郎将 王文度为熊津都督。赴任半途， 王文度病死，诏以 刘仁轨代之。 [4][5]
百济王扶余义慈的堂弟扶余福信本来已经降服 唐军，待他看到唐军主力回国，萌生贼心，并与一个叫道琛的和尚联手，在周留城聚百济旧民造反。不久 百济“西部皆应”，纷纷据城造反，支持扶余丰。众军相聚，反而把唐军刘仁愿的留守军团团包围于 百济城。 [4][5]
唐廷下诏，任 刘仁轨检校带方刺史，统 王文度旧部与 新罗军合势救援 刘仁愿。唐、新联军一路厮杀战斗，直杀 百济城。和尚道琛在熊津江边建两座巨大的兵垒， 刘仁轨率众猛攻， 百济军不敌，退保任孝城。 [4]
661年（高宗 龙朔元年），唐将 苏定方又攻打 高句丽，遇大雪酷寒， 唐军不得不班师。 [4] 但是 刘仁轨上表，表示要继续坚守在百济，高宗深觉 刘仁轨言之有理，便让唐军继续留在 百济城坚守。 [6][7]
刘仁轨先出奇兵，首发制人，率军先端掉扶余福信派人修建的真岘城（今 韩国镇岑县），虽然此城“临江高陆”， 唐军连夜奇袭，一举攻破，“遂通 新罗运粮之路”。 [6][7] 而百济内部发生火并。百济王子 扶余丰越来越不能忍受堂叔扶余福信的跋扈，扶余福信被杀。于是，刘仁师、 刘仁愿以及新罗王金法敏率陆军， 刘仁轨以及先前降附的百济王子 扶余隆率水军，从 熊津江出发，水陆并进，直趋白江口，准备合军直捣固周坚城。 [7][8]
663年（高宗 龙朔三年）八月，刘仁轨水军率先行至白 江口。很快， 倭国水军四百余艘也绵延驶至。宽阔水面上，唐、倭两路水军对峙。 [7][8]
刘仁愿回长安后，高宗向他询问情况，这位大将不专功，说明战役主要指挥者以及表章主拟人均是刘仁轨。高宗“深叹赏之，因超加（刘）仁轨六阶，正授带方州刺史，并赐京城宅一区。”刘仁轨丝毫不敢懈怠。他安抚百济余众，屯田厉兵，积粮抚士，准备下一步进灭高丽的战争。同时，他连上表奏，极言百济之地不可轻弃，“伏惟陛下既得百济，欲取高丽，须外内同心，上下齐备，举无遗策，始可成功……”高宗深纳其言。 [9][10]
百济亡国，下一个肯定轮到高丽，668年（高宗总章元年），唐朝大将 李勣为师，在泉男生带路指引下，一举踏平高丽，终于完成了隋炀帝、唐太宗未竟之业，收一百七十六城、六十九万户。唐朝置 安东都护府，留大将 薛仁贵等二万多唐兵于平壤，高丽终成唐朝治地。由于高丽王 高藏一直是个傀儡，唐廷赦而不诛，还把他封为司平太常伯，只把负隅顽抗的泉男建流放黔州蛮荒之地。
双方合战。唐军四 战皆捷，水陆连胜。虽然唐军军船在数量上占绝对劣势，但 隋唐时期中国的 造船技术还是非常高超，船壁高而坚，设计精良，日本的兵船与之相较，自然简陋寒酸。当时，倭奴还未从中国偷师学艺，技术方面落后得很，兵将甲胄质量又不好，唐军箭雨之下，倭兵倭将往往被射得透心凉。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刘仁轨自然通晓“ 火烧赤壁”之事，倭奴当时还不像唐以后那样精通中华典故、兵书，四百多艘破木船蛆一样挤在一起，被唐军连发火箭，顺风投火，一时间“烟焰涨天，海水皆赤”。烧死呛死外加弃船跳水淹死，一万多倭奴军全都沉到白江口水底。 [7][8]
海上大败，百济、倭奴陆军也抗不住唐、新联军的进攻，被杀得人仰马翻。 扶余丰脱身而逃，唐军最终是“获其宝剑”，这个“百济王”竟不知所之，人间蒸发了。周留城内拒守的百济王室扶余忠胜、扶余忠志兄弟知道大势已去，率城内守军、士女以及未被杀掉的倭奴兵将，“一时并降”。当时， 倭人好像还没养成临败自己用刀掏肚子的习惯，一系列小矬个子军将，通通跪伏于泥淖之中，听凭唐军与新罗军发落。五、六万倭奴军，死的死、伤的伤，降的降，跑的跑。 [7][8]
倭国在百济灭完后，接纳了许多的百济难民，在此同时。唐跟新罗之间的对立增加了。受到这种影响，天智天皇制定了称之为近江令的法令群，快速的重整了整个国家体制。到了天武天皇掌权时，其下令制定了飞鸟净御原令以及律令法等，将日本快速的导向为律令制国家。 接着在701年时，由于 大宝律令的制定，日本将国号从倭国改为日本。此时，新国家之建设也告一段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