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露之变
甘露之变
甘露之变
2017/11/6 11:15:29 来源:北京历史图典文化发展中心 作者: 字号:  电邮 打印

    甘露之变[1],唐朝后期历史事件。公元835年(唐大和九年),27岁唐文宗不甘为宦官控制,和李训郑注策划诛杀宦官。夺回皇帝丧失的权力。11月21日,唐文宗以观露为名,将宦官头目仇士良骗至禁卫军的后院欲斩杀,被仇士良发觉,双方激烈战斗,结果李训、王涯、贾餗、舒元舆、王璠、郭行余、罗立言、李孝本、韩约等朝廷重要官员被宦官杀死,其家人也受到牵连而灭门,在这次事变后受株连被杀的一千多人。史称“甘露之变”。

    唐朝后期,阶级矛盾和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日益发展,宦官掌握禁军,干扰政事,进退大臣,乃至拥立、弑杀皇帝。唐宪宗李纯被宦官陈弘志(一作弘庆)等所杀,敬宗李湛宦官刘克明等所杀;穆宗李恒、文宗李昂等,皆立于宦官之手。宦官擅权专政达到了极点,成为朝政的一大弊端。唐文宗即位后,即企图惩治宦官,夺回皇帝丧失的权力。大和四年,文宗任命申锡为宰相,令他谋划诛除宦官,但事机不密,宦官先发制人,诬陷申锡结连漳王(文宗弟)谋反。次年,申锡被贬,计划失败。

安史之乱后,唐朝宦官势力开始坐大,唐德宗委任宦官掌管禁军并且成为定制,从此宦官势力变得不可抑制。

宝历二年(826年)十二月,唐敬宗被宦官刘克明杀害,另一宦官王守澄立文宗为帝。

文宗向来不满宦官专权,大臣李训郑注知道文宗有反抗之心,便与文宗密谋诛灭宦官。李、郑二人是因为王守澄的引荐而得以进入朝廷任高职,文宗认为与二人谋事不易引起宦官们的警觉。

当时,外人仅知道李、郑二人倚仗宦官擅作威福,却不知道二人原来与文宗另有密谋。大和九年,文宗以李训之谋,杖杀曾参与杀害唐宪宗的宦官陈弘志,不久又以李、郑之谋赐王守澄死。

虽然李、郑二人的共同目标是消除宦官专权,但二人开始争功,发展成势不两立的局面。九月李训升为宰相,同时把郑注派到外地任凤翔节度使,表面上是作为助援,内里却另有打算,如果清除宦官的计划成功,下一目标便是郑注。



郑李争功

大和八年秋,郑注、李训(原名仲言)得当权宦官王守澄引荐,郑注以医术、李训以讲说《周易》成为文宗的亲信。文宗因为他们均系宦官所推引,与之密谋诛除宦官,可免宦官猜疑,故以郑注为太仆卿,李训为翰林侍讲学士,次年秋季,文宗提升李训为宰相;又任命郑注为凤翔节度使,作为京师外援,逐步开始打击宦官,先后将与杀害宪宗有关的宦官杨承和、王践言、陈弘志王守澄等处死。

要诛除掌握禁军实权的宦官,就必须有一定的武装力量。李训举户部尚书王为太原节度使、大理卿郭行余为宁节度使,希望两人在赴镇之前,先召募若干兵卒,助除宦官;又以京兆少尹罗立言权知府事,太府卿韩约为左金吾卫大将军,刑部郎中兼御史知杂李孝本权知御史中丞,由他们罗致一些吏卒以诛宦官。

甘露之谋

壬戌(二十一日),唐文宗御临紫宸殿。百官列班站定后,左金吾卫大将军韩约不按规定报告平安,奏称:“左金吾衙门后院的石榴树上,昨晚发现有甘露降临,这是祥瑞的征兆,昨晚我已通过守卫宫门的宦官向皇上报告。”于是,行舞蹈礼,再次下拜称贺,宰相也率领百官向唐文宗祝贺。李训舒元舆乘机劝唐文宗亲自前往观看,以便承受上天赐予的祥瑞。唐文宗表示同意。接着,百官退下,列班于含元殿。辰时刚过,唐文宗乘软轿出紫宸门,到含元殿升朝,先命宰相和中书、门下两省的官员到左金吾后院察看甘露,过了很久才回来。李训奏报说:“我和众人去检查过了,不象是真正的甘露,不可匆忙向全国宣布,否则,全国各地就会向陛下祝贺。”

唐文宗说:“难道还有这种事!”随即命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仇士良、鱼弘志率领诸位宦官再次前往左金吾后院察看。宦官走后,李训急忙召集郭行余、王璠,说:“快来接陛下的圣旨!”王璠紧张得两腿发抖,不敢前去,只有郭行余一人拜倒在含元殿下接旨。这时,二人招募的私兵几百人都手执兵器,立在丹凤门外等待命令。李训已经先派人去叫他们来含元殿前,接受唐文宗下达的诛除宦官的命令。结果,只有郭行余率领的河东兵来了,王璠率领的宁兵竟没有来。 

计划泄露

仇士良率领宦官到左金吾后院去察看甘露,韩约紧张得浑身流汗,脸色十分难看。

仇士良觉得很奇怪,问:“将军为什么这样?”过了一会儿,一阵风把院中的帐幕吹起来,仇士良发现很多手执兵器的士卒,又听到兵器的碰撞声音。仇士良等人大惊,急忙往外跑,守门的士卒正想关门,被仇士良大声呵叱,门闩没有关上。仇士良等人急奔含元殿,向唐文宗报告发生兵变,被李训看见。李训急呼金吾士卒说:“快来上殿保护皇上,每人赏钱百缗!”宦官对文宗说:“事情紧急,请陛下赶快回宫!”随即抬来软轿,迎上前去搀扶文宗上轿,冲断殿后面的丝网,向北急奔而去。李训拉住文宗的软轿大声说:“我奏请朝政还没有完,陛下不可回宫!”这时,金吾兵已经登上含元殿。

同时,罗立言率领京兆府担负巡逻任务的士卒三百多人从东边冲来,李孝本率领御史台随从二百多人从西边冲来,一齐登上含元殿,击杀宦官。宦官血流如注,大声喊冤,死伤十几个人。文宗的软轿一路向北进入宣政门,李训拉住软轿不放,呼喊更加急迫。唐文宗呵斥李训,宦官郗志荣乘机挥拳奋击李训的胸部,李训被打倒在地。唐文宗的软轿进入宣政门后,大门随即关上,宦官都大呼万岁。这时,正在含元殿上朝的百官都大吃一惊,四散而走。李训见唐文宗已入后宫,知道大事不好,于是,换上随从官吏的绿色官服,骑马而逃。一路上大声扬言说:“我有什么罪而被贬逐!”因而,人们也不怀疑。宰相王涯、贾餗、舒元舆回到政事堂,相互商议说:“陛下过一会儿就会开延英殿,召集我们商议朝政。”中书、门下两省的官员来问王涯三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三人都说:“我们也不知怎么回事,诸位各自随便先去吧!”仇士良等宦官知道唐文宗参予了李训的密谋,十分愤恨,在唐文宗面前出语不逊。唐文宗羞愧惧怕,不再作声。 

血溅长安

仇士良等[2]人命令左、右神策军副使刘泰伦、魏仲卿等各率禁兵五百人,持刀露刃从紫宸殿冲出讨伐贼党。这时,王涯等宰相在政事堂正要吃饭,忽然有官吏报告说:“有一大群士兵从宫中冲出,逢人就杀!”

王涯等人狼狈逃奔。中书、门下两省和金吾卫的士卒和官吏一千多人争着向门外逃跑。不一会儿,大门被关上,尚未逃出的六百多人全被杀死。仇士良下令分兵关闭各个宫门,搜查南衙各司衙门,逮捕贼党。各司的官吏和担负警卫的士卒,以及正在里面卖酒的百姓和商人一千多人全部被杀,尸体狼藉,流血遍地。各司的大印、地图和户籍档案、衙门的帷幕和办公用具被捣毁、抄掠一空。仇士良等人又命左、右神策军各出动骑兵一千多人出城追击逃亡的贼党,同时派兵在京城大搜捕。舒元舆换上民服后,一人骑马从安化门逃出,被骑兵追上逮捕。王涯步行到永昌里的一个茶馆,被禁兵逮捕,押送到左神策军中。王涯这时年迈已七十多岁,被戴上脚镣手铐,遭受毒打,无法忍受,因而,违心地承认和李训一起谋反,企图拥立郑注为皇帝。

王璠回到长兴里家中后,闭门不出,用招募的私兵防卫。神策将前来搜捕,到他的门口时,大声喊道:“王涯等人谋反,朝廷打算任命您为宰相,护军中尉鱼弘志派我们来向您致意!”王璠大喜,马上出来相见。神策将再三祝贺他升迁,王璠发现被骗,流着眼泪跟随神策将而去。到了左神策军中,见到王涯,王璠说:“你参予谋反,为什么要牵连我?”王涯说:“你过去担任京兆尹时,如果不把宋申锡诛除宦官的计划透露给王守澄,哪里会发生今天的事!”王璠自知理亏,低头不语。神策军又在太平里逮捕了罗立言,以及王涯的亲属奴婢,都关押在左、右神策军中。户部员外郎李元皋是李训的远房表弟,其实李训并没有提拔重用他,也被逮捕杀死。前岭南节度使胡证是京城的巨富,禁军士卒想掠夺他的财物,借口说贾藏在他家,进行搜查,把他的儿子胡抓住杀死。禁军又到左常侍罗让、詹事浑、翰林学士黎埴等人的家中掠夺财产,扫地无遗。浑鐬是中唐名将浑瑊的儿子。这时,京城的恶少年也乘机报平日的私仇,随意杀人,剽掠商人和百姓的财物,甚至相互攻打,以致尘埃四起,漫天蔽日。 

尘埃落定

癸亥(二十三日),百官开始上朝。直到太阳已经出来时,大明宫右侧的建福门才刚刚打开。宫中传话说,百官每人只准带一名随从进门。里面禁军手持刀枪,夹道防卫。到宣政门时,大门尚未打开。这时,由于没有宰相和御史大夫率领,百官队伍混乱,不成班列。唐文宗亲临紫宸殿,问:“宰相怎么没有来?”仇士良回答:“王涯等人谋反,已经被逮捕入狱。”接着,把王涯的供词递呈文宗,唐文宗召左仆射令狐楚、右仆射郑覃上前,让他们观看王涯的供词。唐文宗既悲伤又气愤,几乎难以自持,问令狐楚和郑覃:“是不是王涯的笔迹?”二人回答说:“是!”唐文宗说:“如果真的这样,那就罪不容诛!”于是,命令二人留在政事堂,参予决策朝廷大政方针。同时,又命令狐楚起草制书,将平定李训、王涯等人叛乱宣告朝廷内外。令狐楚在制书中叙述王涯、贾餗谋反的事实时,浮泛而不切要害,仇士良等人对此很不满,由此令狐楚未能被擢拔为宰相。[6]

这时,京城街坊和集市中的剽掠仍未停止。朝廷命左、右神策军将领杨镇、靳遂良等人各率五百人分别把守街道的主要路口,敲击街鼓加以警告,同时斩首十几个罪犯,这才安定下来。[7]

贾餗换了官服以后,潜藏在百姓家里。过了一夜,感到实在无法逃脱,于是,换上丧服,骑驴到兴安门,说:“我是宰相贾餗,被奸人所污蔑,你们把我抓起来送到左、右神策军去吧!”守门人随即把他押送到右神策军中。李孝本改换六品、七品官员穿的绿色官服,但仍旧系着只有五品以上官员才能穿戴的金带,用帽子摭住脸,一个人骑着马直奔凤翔,打算投靠郑注。到了咸阳城西,被追兵逮捕。[8]

李训向来和终南山的僧人宗密关系亲近,于是,前往投奔。宗密想为李训剃发,装扮成僧人,然后藏在寺院中。他的徒弟们都认为不妥。李训只好出山,打算前往凤翔投靠郑注,被周至镇遏使宋楚逮捕,戴上脚镣手铐,押送到京城。走到昆明池,李训恐怕到神策军后被毒打污辱,便对押送他的人说:“无论谁抓住我都能得到重赏而富贵!听说禁军到处搜捕,他们肯定会把我夺走。不如把我杀了,拿我的首级送到京城!”押送他的人表示同意,于是,割下李训的头送往京城。[9]

左神策军出兵三百人,以李训的首级引导王涯、王璠、罗立言和郭行余,右神策军出兵三百人,押贾餗、舒元舆和李孝本,献祭太庙和太社,接着,在东、西两市游街示众,命百官前往观看。在京城独柳树下把他们腰斩,首级挂在兴安门外示众。李训等人的亲属不管亲疏老幼,全部被杀。妻子女儿没有死的,没收为官奴婢。观看的百姓都怨恨王涯主持茶叶专卖,有的人大声怒骂,有的人拿瓦块往他身上打。[10]

此前,郑注按照事先和李训的约定,率亲兵五百人已经从凤翔出发,到达扶凤县。扶凤县令韩辽知道他和李训的密谋,因此,不加接待,携带县印和下属胥吏、士卒逃往武功。这时,郑注得到李训失败的消息,于是,又返回凤翔。仇士良等人派人携带唐文宗的密敕授予凤翔监军张仲清,命令他诛除郑注。张仲清疑惧不知所措。押牙李叔和劝张仲清说:“我以您的名义用好言好语召来郑注,然后设计退下他的亲兵,在坐席把他杀死,叛乱即刻就可平定!”张仲清同意,于是,设下伏兵等待郑注。郑注依恃他的亲兵,因而也不怀疑,径直进入凤翔城来见张仲清。李叔和把郑注的亲兵引到门外予以款待,只有郑注和几个随从进入监军使院。郑注刚刚喝完茶,被李叔和抽刀斩首。随即关闭外门,全部诛杀郑注的亲兵。于是,张仲清出示唐文宗的密敕,向将士宣布。接着,杀死郑注的家眷,以及节度副使钱可复、节度判官卢简能、观察判官萧杰、掌书记卢弘茂等人和他们的同党,总共一千多人。钱可复是钱徽的儿子;卢简能是卢纶的儿子;萧杰是萧的弟弟。这时,朝廷还不知道郑注已经被杀,丁卯(二十六日),唐文宗被迫下诏,免去郑注的职务和爵位,命令与凤翔邻近的藩镇按兵不动,观察凤翔城中的动静。同时,任命左神策大将军陈君奕为凤翔节度使。戊辰(二十七日)夜晚,张仲清派李叔和等人前往京城献上郑注的首级,朝廷命挂在兴安门上示众。于是,京城的人心逐渐安定,禁军诸军开始各回军营。

甘露之变后,宦官的气势更盛了。仇士良视文宗如同傀儡,朝廷大权全归北司。史称:“自是天下事皆决于北司,宰相行文书而已。宦官气益盛,迫胁天子,下视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第二年,昭义节度使刘从谏上表声讨仇士良等人的罪恶,宦官才有所畏惧,南司才多少得以行使一些职权。

宰相李石为人忠正,经常当面指正仇士良,仇士良怀恨在心。开成三年(838年)正月的一天,李石早朝,仇士良在途中埋伏刺客,欲暗中行刺。当李石坐骑行至半路,刺客突然杀出,射伤了李石。随从一惊而散。李石的马受惊,幸好这马有灵性,回头往李府发足狂奔。李石受伤,只能伏在马上。到坊门时,李石再次遭刺客袭击。刺客用刀去砍李石,不料马快,只砍断了马尾,李石幸免于难。事后,李石考虑到自身安全得不到保证,被迫上书称病,请求辞去相位。文宗明明知道宰相是畏惧宦官,却无可奈何,只得同意李石出任荆南节度使

自李石出镇荆南后,仇士良更是肆无忌惮。文宗始终被宦官严密监视,再也不能有所作为。因为无事可做,皇帝只好饮酒求醉,赋诗遣愁。有一天,文宗问大臣周墀,他可以比前代什么君主。周墀恬不知耻地恭维说:“陛下可以比尧舜。”文宗还算有自知之明,说自己受制于家奴,比周赧王汉献帝两个亡国之君还不如。说完,凄然泪下。他因伤感而抑郁成疾,从此不复上朝。

此时,年青的诗人李商隐有感于甘露之变,写下了《重有感》一诗:

玉帐牙旗得上游,安危须共主君忧。

窦融表已来关右,陶侃军宜次石头。

岂有蛟龙愁失水?更无鹰隼击高秋!

昼号夜哭兼幽显,早晚星关雪涕收。

当时宦官权势熏天,众人多敢怒不敢言。李商隐却大声呼吁诛讨宦官,表现出非比寻常的勇气。甘露之变五年后,文宗病重,诏命太子监国。仇士良知道消息后,竟闯入宫中,声称:“太子年尚幼,且有疾,请更议所立。”随后不顾朝臣的反对,假传圣旨把太子降封陈王,立文宗之弟李炎皇太弟。文宗随即郁郁病死,在位十四年,年仅三十二岁。仇士良扶持李炎上台,是为唐武宗

仇士良历经六朝,专权达二十余年,史称其“挟帝有术”。但他的下场并不好。武宗也不满仇士良的专权,仇士良看出了武宗的心思,主动提出告老还乡。武宗乐得顺水推舟,立即应允。不久后,仇士良便病死了。有人告发他有不法行为。结果从他的家里搜出了数千件兵器。武宗一怒之下剥夺了他的爵位,没收其财产。据说,他家的财产用三十辆车子,运了一个多月都没有运完。

旧唐书》:王者之政以德,霸者之政以权。古先后王,率由兹道,而遂能息人靖乱,垂统作则者。如梓人共柯而殊工,良奕同枰而独胜,盖在得其术,则事无后艰。昭献皇帝端冕深帷,愤其厮养,欲铲宫居之弊,载澄刑政之源。当宜礼一代正人,访先朝耆德,修文教而厚风俗,设武备以服要荒。俾西被东渐,皆陶于景化;柔祗苍昊,必降于阙祥,自然怀德以宁,无思不服。况区区宦者,独能悖化哉?故竖刁、易牙,不废齐桓之霸;韩嫣籍孺,何妨汉帝之明。盖有管仲、亚夫之贤,属之以大政故也。此二君者,制御阍寺,得其道也。而昭献忽君人之大体,惑纤狡之庸儒。虽终日横经,连篇属思,但得好文之誉,庸非致治之先。且李训者,狙诈百端,阴险万状,背守澄而劝鸩,出郑注以擅权。只如尽陨四星,兼权八校,小人方寸,即又难知。但虑为蚤虱而采溪荪,翻获螾蜓之患也。呜呼明主!夫何不思,遽致血溅黄门,兵交青琐。苟无籓后之势,黄屋危哉!涯、餗绰有士风,晚为利丧,致身鬼蜮之伍,何逃瞰室之灾。非天不仁,子失道也!

唐宪宗李纯

新唐书》:李训浮躁寡谋,郑注斩斩小人,王涯暗沓,舒元舆险而轻,邀幸天功,宁不殆哉!李德裕尝言天下有常势,北军是也。训因王守澄以进,此时出入北军,若以上意说诸将,易如靡风,而反以台、府抱关游徼抗中人以搏精兵,其死宜哉!文宗与宰相李石、李固言、郑覃称:“训禀五常性,服人伦之教,不如公等,然天下奇才,公等弗及也。”德裕曰:“训曾不得齿徒隶,尚才之云!”世以德裕言为然。《传》曰:“国将亡,天与之乱人。”若训等持腐株支大厦之颠,天下为寒心竖毛,文宗偃然倚之成功,卒为阉谒所乘,天果厌唐德哉!

司马光:论者皆谓涯、有文学名声,初不知训、注之谋,横罹覆族之祸。臣独以为不然。夫颠危不扶,焉用彼相!涯、安高位,饱重禄;训、注小人,穷奸究险,为取将相。涯、与之比肩,不以为耻;国家危殆,不以为忧。偷合苟容,日复一日,自谓得保身之良策,莫我如也。若使人人如此而无祸,则奸臣孰不愿之哉!一旦祸生不虞,足折刑,盖天诛之也,士良安能族之哉!

尚宛甫:训、注虽谲进,然乱贼人人得诛;举世畏宦官,训、注独舍生诛之,使其谋成,则武、宣、懿三宗必无复废立之事。

王鸣盛:俾王叔文一不成,训、注再不成,以至不可救,而训、注固未可深责。[15]

蔡东藩:李训、郑注,皆小人耳,小人安能成大事?观本回甘露之变,训注志在诛阉,似属名正言顺,但须先肃纲纪,正赏罚,调护维持,俾天子得操威令,然后执元恶以伸国法,一举可成,训注非其比也。注欲兴甲于送葬之日,已非上计,然天子未尝临丧,内官无从挟胁,尚无投鼠忌器之忧,成固万幸,不成亦不致起大狱。何物李训,萦私变计,蛮触穴中,危及乘舆,譬诸持刀刺人,反先授人以柄,亦曷怪其自致夷灭也。王涯贾餗舒元舆辈,不知进退,徒蹈危机,死何足惜?但亲属连坐,老幼悉诛,毋乃惨甚。郑覃令狐楚,不能为涯餗辨冤,但知依阿取容,状亦可鄙。至于讹言再起,覃且欲趋而避之,幸李石从容坐镇,始得无事,铁中铮铮,唯石一人,其次则为薛元赏,正人寥落,邪焰熏迷,唐之为唐,已可知矣。

史上对文宗留下了这样的一句评价:有帝王之道,而无帝王之才。就是说,文宗虽然能够勤勤勉勉、宵衣旰食,但自身缺乏治国的才干,最终也不能消除祸患。文宗在位十四年(公元827--840年)间,朝政上的主要大事有二:一是朋党之争颇为激烈,朝臣分为牛(牛僧儒)、李(李德裕)两派,各有朋党,互相攻击,史称“牛李党争”。二是宦官权势高涨。文宗虽然是宦官拥立,但宦官的飞扬跋扈也是令他深感不满,政权以至皇帝的生死废立已经全由宦官操纵,他的祖父宪宗、哥哥敬宗都死于宦官手上,他父亲穆宗和他自己都是由宦官拥立才当上皇帝,所以他对宦官专权的危害看得比较清楚,一心想铲除宦官势力,夺回政权。但是文宗过于柔弱,这一点朝中大臣多数看得清楚,韦处厚就因此乞请避位,但文宗再三慰劳,不令辞职。淮南节度使兼盐铁转运使王播力求复相位,不惜重金贿赂权宦,并终得入朝为同平章事。这样,小人复进,正士日疏。而地方强藩如魏博等镇,也开始日渐骄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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