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埃落定
癸亥（二十三日），百官开始上朝。直到太阳已经出来时，大明宫右侧的建福门才刚刚打开。宫中传话说，百官每人只准带一名随从进门。里面禁军手持刀枪，夹道防卫。到宣政门时，大门尚未打开。这时，由于没有宰相和御史大夫率领，百官队伍混乱，不成班列。唐文宗亲临紫宸殿，问：“宰相怎么没有来？”仇士良回答：“王涯等人谋反，已经被逮捕入狱。”接着，把王涯的供词递呈文宗，唐文宗召左仆射令狐楚、右仆射郑覃上前，让他们观看王涯的供词。唐文宗既悲伤又气愤，几乎难以自持，问令狐楚和郑覃：“是不是王涯的笔迹？”二人回答说：“是！”唐文宗说：“如果真的这样，那就罪不容诛！”于是，命令二人留在政事堂，参予决策朝廷大政方针。同时，又命令狐楚起草制书，将平定李训、王涯等人叛乱宣告朝廷内外。令狐楚在制书中叙述王涯、贾餗谋反的事实时，浮泛而不切要害，仇士良等人对此很不满，由此令狐楚未能被擢拔为宰相。[6]
这时，京城街坊和集市中的剽掠仍未停止。朝廷命左、右神策军将领杨镇、靳遂良等人各率五百人分别把守街道的主要路口，敲击街鼓加以警告，同时斩首十几个罪犯，这才安定下来。[7]
贾餗换了官服以后，潜藏在百姓家里。过了一夜，感到实在无法逃脱，于是，换上丧服，骑驴到兴安门，说：“我是宰相贾餗，被奸人所污蔑，你们把我抓起来送到左、右神策军去吧！”守门人随即把他押送到右神策军中。李孝本改换六品、七品官员穿的绿色官服，但仍旧系着只有五品以上官员才能穿戴的金带，用帽子摭住脸，一个人骑着马直奔凤翔，打算投靠郑注。到了咸阳城西，被追兵逮捕。[8]
李训向来和终南山的僧人宗密关系亲近，于是，前往投奔。宗密想为李训剃发，装扮成僧人，然后藏在寺院中。他的徒弟们都认为不妥。李训只好出山，打算前往凤翔投靠郑注，被周至镇遏使宋楚逮捕，戴上脚镣手铐，押送到京城。走到昆明池，李训恐怕到神策军后被毒打污辱，便对押送他的人说：“无论谁抓住我都能得到重赏而富贵！听说禁军到处搜捕，他们肯定会把我夺走。不如把我杀了，拿我的首级送到京城！”押送他的人表示同意，于是，割下李训的头送往京城。[9]
左神策军出兵三百人，以李训的首级引导王涯、王璠、罗立言和郭行余，右神策军出兵三百人，押贾餗、舒元舆和李孝本，献祭太庙和太社，接着，在东、西两市游街示众，命百官前往观看。在京城独柳树下把他们腰斩，首级挂在兴安门外示众。李训等人的亲属不管亲疏老幼，全部被杀。妻子女儿没有死的，没收为官奴婢。观看的百姓都怨恨王涯主持茶叶专卖，有的人大声怒骂，有的人拿瓦块往他身上打。[10]
此前，郑注按照事先和李训的约定，率亲兵五百人已经从凤翔出发，到达扶凤县。扶凤县令韩辽知道他和李训的密谋，因此，不加接待，携带县印和下属胥吏、士卒逃往武功。这时，郑注得到李训失败的消息，于是，又返回凤翔。仇士良等人派人携带唐文宗的密敕授予凤翔监军张仲清，命令他诛除郑注。张仲清疑惧不知所措。押牙李叔和劝张仲清说：“我以您的名义用好言好语召来郑注，然后设计退下他的亲兵，在坐席把他杀死，叛乱即刻就可平定！”张仲清同意，于是，设下伏兵等待郑注。郑注依恃他的亲兵，因而也不怀疑，径直进入凤翔城来见张仲清。李叔和把郑注的亲兵引到门外予以款待，只有郑注和几个随从进入监军使院。郑注刚刚喝完茶，被李叔和抽刀斩首。随即关闭外门，全部诛杀郑注的亲兵。于是，张仲清出示唐文宗的密敕，向将士宣布。接着，杀死郑注的家眷，以及节度副使钱可复、节度判官卢简能、观察判官萧杰、掌书记卢弘茂等人和他们的同党，总共一千多人。钱可复是钱徽的儿子；卢简能是卢纶的儿子；萧杰是萧的弟弟。这时，朝廷还不知道郑注已经被杀，丁卯（二十六日），唐文宗被迫下诏，免去郑注的职务和爵位，命令与凤翔邻近的藩镇按兵不动，观察凤翔城中的动静。同时，任命左神策大将军陈君奕为凤翔节度使。戊辰（二十七日）夜晚，张仲清派李叔和等人前往京城献上郑注的首级，朝廷命挂在兴安门上示众。于是，京城的人心逐渐安定，禁军诸军开始各回军营。
甘露之变后，宦官的气势更盛了。仇士良视文宗如同傀儡，朝廷大权全归北司。史称：“自是天下事皆决于北司，宰相行文书而已。宦官气益盛，迫胁天子，下视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第二年，昭义节度使刘从谏上表声讨仇士良等人的罪恶，宦官才有所畏惧，南司才多少得以行使一些职权。
宰相李石为人忠正，经常当面指正仇士良，仇士良怀恨在心。开成三年（838年）正月的一天，李石早朝，仇士良在途中埋伏刺客，欲暗中行刺。当李石坐骑行至半路，刺客突然杀出，射伤了李石。随从一惊而散。李石的马受惊，幸好这马有灵性，回头往李府发足狂奔。李石受伤，只能伏在马上。到坊门时，李石再次遭刺客袭击。刺客用刀去砍李石，不料马快，只砍断了马尾，李石幸免于难。事后，李石考虑到自身安全得不到保证，被迫上书称病，请求辞去相位。文宗明明知道宰相是畏惧宦官，却无可奈何，只得同意李石出任荆南节度使。
自李石出镇荆南后，仇士良更是肆无忌惮。文宗始终被宦官严密监视，再也不能有所作为。因为无事可做，皇帝只好饮酒求醉，赋诗遣愁。有一天，文宗问大臣周墀，他可以比前代什么君主。周墀恬不知耻地恭维说：“陛下可以比尧舜。”文宗还算有自知之明，说自己受制于家奴，比周赧王、汉献帝两个亡国之君还不如。说完，凄然泪下。他因伤感而抑郁成疾，从此不复上朝。
此时，年青的诗人李商隐有感于甘露之变，写下了《重有感》一诗：
玉帐牙旗得上游，安危须共主君忧。
窦融表已来关右，陶侃军宜次石头。
岂有蛟龙愁失水？更无鹰隼击高秋！
昼号夜哭兼幽显，早晚星关雪涕收。
当时宦官权势熏天，众人多敢怒不敢言。李商隐却大声呼吁诛讨宦官，表现出非比寻常的勇气。甘露之变五年后，文宗病重，诏命太子监国。仇士良知道消息后，竟闯入宫中，声称：“太子年尚幼，且有疾，请更议所立。”随后不顾朝臣的反对，假传圣旨把太子降封陈王，立文宗之弟李炎为皇太弟。文宗随即郁郁病死，在位十四年，年仅三十二岁。仇士良扶持李炎上台，是为唐武宗。
仇士良历经六朝，专权达二十余年，史称其“挟帝有术”。但他的下场并不好。武宗也不满仇士良的专权，仇士良看出了武宗的心思，主动提出告老还乡。武宗乐得顺水推舟，立即应允。不久后，仇士良便病死了。有人告发他有不法行为。结果从他的家里搜出了数千件兵器。武宗一怒之下剥夺了他的爵位，没收其财产。据说，他家的财产用三十辆车子，运了一个多月都没有运完。
《旧唐书》：王者之政以德，霸者之政以权。古先后王，率由兹道，而遂能息人靖乱，垂统作则者。如梓人共柯而殊工，良奕同枰而独胜，盖在得其术，则事无后艰。昭献皇帝端冕深帷，愤其厮养，欲铲宫居之弊，载澄刑政之源。当宜礼一代正人，访先朝耆德，修文教而厚风俗，设武备以服要荒。俾西被东渐，皆陶于景化；柔祗苍昊，必降于阙祥，自然怀德以宁，无思不服。况区区宦者，独能悖化哉？故竖刁、易牙，不废齐桓之霸；韩嫣、籍孺，何妨汉帝之明。盖有管仲、亚夫之贤，属之以大政故也。此二君者，制御阍寺，得其道也。而昭献忽君人之大体，惑纤狡之庸儒。虽终日横经，连篇属思，但得好文之誉，庸非致治之先。且李训者，狙诈百端，阴险万状，背守澄而劝鸩，出郑注以擅权。只如尽陨四星，兼权八校，小人方寸，即又难知。但虑为蚤虱而采溪荪，翻获螾蜓之患也。呜呼明主！夫何不思，遽致血溅黄门，兵交青琐。苟无籓后之势，黄屋危哉！涯、餗绰有士风，晚为利丧，致身鬼蜮之伍，何逃瞰室之灾。非天不仁，子失道也！
唐宪宗李纯
《新唐书》：李训浮躁寡谋，郑注斩斩小人，王涯暗沓，舒元舆险而轻，邀幸天功，宁不殆哉！李德裕尝言天下有常势，北军是也。训因王守澄以进，此时出入北军，若以上意说诸将，易如靡风，而反以台、府抱关游徼抗中人以搏精兵，其死宜哉！文宗与宰相李石、李固言、郑覃称：“训禀五常性，服人伦之教，不如公等，然天下奇才，公等弗及也。”德裕曰：“训曾不得齿徒隶，尚才之云！”世以德裕言为然。《传》曰：“国将亡，天与之乱人。”若训等持腐株支大厦之颠，天下为寒心竖毛，文宗偃然倚之成功，卒为阉谒所乘，天果厌唐德哉！
司马光：论者皆谓涯、有文学名声，初不知训、注之谋，横罹覆族之祸。臣独以为不然。夫颠危不扶，焉用彼相！涯、安高位，饱重禄；训、注小人，穷奸究险，为取将相。涯、与之比肩，不以为耻；国家危殆，不以为忧。偷合苟容，日复一日，自谓得保身之良策，莫我如也。若使人人如此而无祸，则奸臣孰不愿之哉！一旦祸生不虞，足折刑，盖天诛之也，士良安能族之哉！
尚宛甫：训、注虽谲进，然乱贼人人得诛；举世畏宦官，训、注独舍生诛之，使其谋成，则武、宣、懿三宗必无复废立之事。
王鸣盛：俾王叔文一不成，训、注再不成，以至不可救，而训、注固未可深责。[15]
蔡东藩：李训、郑注，皆小人耳，小人安能成大事？观本回甘露之变，训注志在诛阉，似属名正言顺，但须先肃纲纪，正赏罚，调护维持，俾天子得操威令，然后执元恶以伸国法，一举可成，训注非其比也。注欲兴甲于送葬之日，已非上计，然天子未尝临丧，内官无从挟胁，尚无投鼠忌器之忧，成固万幸，不成亦不致起大狱。何物李训，萦私变计，蛮触穴中，危及乘舆，譬诸持刀刺人，反先授人以柄，亦曷怪其自致夷灭也。王涯贾餗舒元舆辈，不知进退，徒蹈危机，死何足惜？但亲属连坐，老幼悉诛，毋乃惨甚。郑覃令狐楚，不能为涯餗辨冤，但知依阿取容，状亦可鄙。至于讹言再起，覃且欲趋而避之，幸李石从容坐镇，始得无事，铁中铮铮，唯石一人，其次则为薛元赏，正人寥落，邪焰熏迷，唐之为唐，已可知矣。
史上对文宗留下了这样的一句评价：有帝王之道，而无帝王之才。就是说，文宗虽然能够勤勤勉勉、宵衣旰食，但自身缺乏治国的才干，最终也不能消除祸患。文宗在位十四年（公元827--840年）间，朝政上的主要大事有二：一是朋党之争颇为激烈，朝臣分为牛（牛僧儒）、李（李德裕）两派，各有朋党，互相攻击，史称“牛李党争”。二是宦官权势高涨。文宗虽然是宦官拥立，但宦官的飞扬跋扈也是令他深感不满，政权以至皇帝的生死废立已经全由宦官操纵，他的祖父宪宗、哥哥敬宗都死于宦官手上，他父亲穆宗和他自己都是由宦官拥立才当上皇帝，所以他对宦官专权的危害看得比较清楚，一心想铲除宦官势力，夺回政权。但是文宗过于柔弱，这一点朝中大臣多数看得清楚，韦处厚就因此乞请避位，但文宗再三慰劳，不令辞职。淮南节度使兼盐铁转运使王播力求复相位，不惜重金贿赂权宦，并终得入朝为同平章事。这样，小人复进，正士日疏。而地方强藩如魏博等镇，也开始日渐骄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