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廷
唐朝官员出行（局部画）
宦官集团的内部斗争是牛李党争的总后台。宦官专政在东汉、唐、明三朝都曾出现,但宦官势力作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当首推唐朝。宦官专政是唐后期历史上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唐宦官势力的膨涨,侵害了官僚集团的利益,于是官僚集团便与宦官集团展开了一场争权夺利的斗争。史学界把这场斗争称为“南衙北司”之争。然而，如果把“南衙北司”之争用于安史乱后到宪宗诸朝，还有其准确真实的意义；如果再用于宪宗以后诸朝，就不太符合历史实际了。因为透过顺宗时的“二王八司马”事件，文宗时的“甘露之变”，“南衙”（官僚）已经完全为“北司”击败。牛李党争的两派官僚集团，已经完全依附于宫廷中宦官势力之下。
宦官因为生理上被阉割，因而心理上亦随之发生变态。既然宦官所追求的唯一目标是物质上的享受和心理上的平衡，因此宦官集团内部也会常常因此而发生争权夺势的斗争。其斗争方式主要是在某一皇帝身上下赌注。从穆宗到武宗朝，正是宦官权倾朝野的时期。正如《旧唐书》所说：“自贞元之后，威权曰炽，兰锜将臣，率皆子畜；藩镇戎师，必以贿成；万机之与夺任情，九重之废立由己。”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政治人物如不同宦官发生联系，就休想在政治斗争中取胜。牛李党争正处在这种背景下。
如果说牛李党争与宦官内部争权夺势的斗争没有联系，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实际上，宦官内部争权夺势的斗争正是牛李党争的总后台。牛李两党背后都有宦官在支持。如牛僧孺、李逢吉就因得到宦官王守澄的支持，才战胜了裴度和李德裕。李德裕为夺回失去的权势，也在藩镇上巴结、重贿宦官才得以再回长安。“甘露之变”后，李德裕又被宦官赶出长安去润州做刺史。后来，李德裕又得到仇士良下属宦官杨钦义的支持，才于840年再度被召回长安为武宗宰相。可见，那种认为“李德裕受到宦官和牛党……排挤”，似乎与宦官没有联系的看法是有违于史实的。所以，牛李党争是宦官权势之争的一种表现，宦官集团内部争权夺势的斗争则是牛李党争的总后台。
顾名思义，人们通常认为“牛李党争”中的领袖分别为牛僧孺（“牛党”）和李德裕（“李党”）。
然而关于牛僧孺进行党派斗争的事迹在史书上出现得很少，这使得有人怀疑他的党派领袖地位，认为他只是李宗闵拉拢过来打击李德裕的工具。这种观点有一定的说服力，因为早在穆宗时期，时任宰相的李逢吉就举荐过牛僧孺，被认为是利用牛廉洁正直的名声为自己的政治势力增加砝码。后来，牛僧孺不甘同流合污，辞去了宰相的职位。文宗大和四年，入相不久的李宗闵再度举荐牛僧孺时，当然也有可能出于和李逢吉同样的考虑。根据这种观点，李宗闵应被视为“牛党”的领袖，而牛僧孺最多只能算名义上的。
另外一种观点希望扩大两个党派的领袖人选，即将牛僧孺和李宗闵看作是李逢吉的政治继承者，而将李德裕视为裴度的政治继承者。在宪宗时期，两位政坛重量级人物李逢吉和裴度就进行过针锋相对的斗争，最终裴度被驱逐出京师。如果认可这种观点，牛李党争的展开时期就要提前到李逢吉和裴度的交锋。在费正清、崔瑞德主编的《剑桥中国隋唐史》中，牛僧孺、李宗闵和李逢吉被当作牛党的领袖；相应地，李党的领袖是李德裕、裴度和李绅。
牛李党争的开始是由进士考试而起。[2]
牛增儒
唐宪宗在位时期，有一年长安举行考试选拔人才，举人牛僧孺、李宗闵在考卷里批评了朝政。考官认为两个人符合选择的条件，便把他们推荐给唐宪宗。这件事传到宰相李吉甫（李德裕的父亲）的耳里。李吉甫见牛僧孺、李宗闵批评朝政，揭露了他的短处，对他十分不利。于是李吉甫在唐宪宗面前说，这两个人（牛僧孺、李宗闵）与考官有私人关系。宪宗信以为真，就把几个考官降了职，牛僧孺和李宗闵也没有受到提拔。谁知这件事却引致朝野哗然，争为牛僧孺等人鸣冤叫屈，谴责李吉甫嫉贤妒能。迫于压力，唐宪宗只好于同年将李吉甫贬为淮南节度使，另任命宰相。这样朝臣之中分成了两个对立派。但此时李德裕、牛僧孺尚未进入朝廷供职，所以派系斗争色彩尚不浓厚。
概述
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年），礼部侍郎钱徽主持进士科考试，右补阙杨汝士为考官。中书舍人李宗闵之婿苏巢﹑杨汝士之弟殷士及宰相裴度之子裴撰等登第。前宰相段文昌向穆宗奏称礼部贡举不公，录取都是通过“关节”。穆宗询问翰林学士李德裕、元稹、李绅，他们也都说段文昌所揭发是实情。穆宗派人复试﹐结果原榜十四人中﹐仅三人勉强及第，钱徽、李宗闵、杨汝士都因此被贬官。于是，李、杨等大为怀恨﹐从此“德裕﹑宗闵各分朋党，更相倾轧，垂四十年”。双方各从派系私利出发，互相排斥。
此后在穆宗﹑敬宗﹑文宗三朝，除去大和九年（835年）甘露之变前前夕，牛李两党都被当时掌权的反宦官的李训﹑郑注排斥朝外﹐大体上是两党交替进退，一党在朝，便排斥对方为外任。唐文宗曾有“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的感慨。
开成五年（840年），文宗死，牛党和他们依靠的宦官所支持的继承人未能继位，另一派宦官拥立唐武宗即位﹐牛党失势。李德裕自淮南节度使入为宰相，开始了李党独掌朝政的时期。牛党被排斥出朝廷之外，其领袖牛僧孺、李宗闵虽然早已身在外地，也被贬职流放。李德裕虽在会昌年间讨平泽潞叛乱﹑破回鹘﹑废佛教等几个方面作出成绩，但他独断专行、排斥异己的作风不但为反对派所憎恨，也为宦官所不满。会昌六年（846年）三月，武宗死，宣宗即位。宣宗早就厌恶李德裕，即位之后即贬之外任，李党纷纷被斥。牛党的令狐绹﹑崔铉﹑魏扶相继入相，牛僧孺﹑李宗闵也被召还朝（李宗闵不及还朝即死）。李德裕被贬为崖州（今海南岛琼山东南）司户，死于贬所。牛李两党之争终于以牛党获胜结束。至此，四十年的牛李党争终于收场了，但是混乱的唐朝时局，已经混乱至不可收拾。
细述
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年），钱徽贡举事件。李宗闵时任中书舍人。李德裕时任翰林学士。
唐穆宗长庆三年（823年），牛僧孺入相。李德裕出为浙西观察使。
唐敬宗宝历元年（825年），牛僧孺多次辞相，出为武昌节度使。
唐文宗太和三年（829年），李德裕改任兵部侍郎。宰相裴度推荐李德裕担任宰相，未成功。李宗闵通过宦官的关系当上宰相，将刚刚入朝的李德裕调出，任义成节度使。
唐文宗太和四年（830年），李宗闵引荐牛僧孺入相。曾经推荐过李德裕的裴度辞相，出为山南东道节度使。
唐文宗太和五年（831年），吐蕃维州守将悉怛谋请降。西川节度使李德裕派兵入据其城。牛僧孺令缚还悉怛谋及从者，被吐蕃官吏尽杀于维州城下。
张大千（1899 1983） 李德裕见客
唐文宗太和六年（832年），李德裕入朝任兵部尚书。京兆尹杜悰向李宗闵提出建议，通过推荐李德裕任御史大夫的方法，与李德裕修好。得到李宗闵的同意后，杜悰造访李德裕，提出这一方案。李德裕非常高兴。但李宗闵在与杨虞卿商议后，终止了上述方案，错过了这个很可能是双方和解的最好的机会。
唐文宗太和七年（833年），李德裕升任宰相，将杨虞卿、张仲方、张元夫、萧浣等牛党人物降职，出为地方官。不久，李宗闵出为山南西节度使。
唐文宗太和八年（834年），当权的李训、郑注为了排挤李德裕，再次引荐李宗闵入相，之后，李德裕出为镇海节度使。
唐文宗太和九年（835年），李训、郑注指责时任京兆尹的杨虞卿传播谣言，说郑注为皇帝配药时，采集民间儿童的心肝。天子大怒，将杨虞卿下狱。李宗闵为杨虞卿辩护，也遭到贬斥，出为明州刺史。
唐武宗会昌元年（841年），武宗召李德裕入朝为相，信任有加。之后数年间，李德裕对李宗闵、牛僧孺等一再贬黜。
唐武宗会昌六年（846年），宣宗即位，为了夺回朝政大权，故出李德裕为荆南节度使。此后，宰相白敏中等人一再贬黜李德裕。李宗闵病故。
唐宣宗大中元年（847年），牛僧孺病故。
唐宣宗大中三年（849年），李德裕病故。
牛李党争对唐代政局有其一定的影响，这场统治阶级内部的宗派斗争，导致社会各种矛盾也开始趋于尖锐化，[5]加深了唐朝后期的统治危机，使本来腐朽衰落的唐王朝走向灭亡。[4]
牛李党争不但影响到中晚唐政治格局、政治文化的演变，而且参与塑造了中晚唐诗风，同时在牛李党争中产生的一种具有攻击倾向的文学作品。
两党政治争夺战，开始于唐宪宗，互有更迭，大致来说，唐穆宗、唐敬宗二朝为牛党得势之时；及至唐文宗时，党争最烈，有时两党之人同朝为相。唐武宗时，为李党全盛时期；宣宗时，则为牛党全盛时期，宣宗以后牛李党争不复载于史册。
两党人士虽然在政治上互相倾轧，然其不似今日政党，有党纲、党员名册，为政治理想而争，牛李党争的性质为权力之争，两党的差异性除出身背景不同外，最重要为对边患和藩镇问题的争议，主战、主和的不同。
牛李党争虽和内廷宦官党派之争互为表里，然自甘露之变后，宦官们自成一气，同类相聚，不再让外朝大臣有所依附，虽使得牛李党争自宣宗以后不再出现，然却使得外朝大臣转而依附拥有地方兵权的藩镇，酿成崔胤结合朱全忠杀尽宦官之举，朝政大权落入藩镇手中，加速唐朝走上灭亡之路。
牛李党争是唐朝后期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宗派斗争，是政治腐败的一种表现。从表面看，牛李党争似乎是庶族官僚与士族官僚之间的权力斗争，实际上两党在政治上也有深刻的分歧!两党分歧的焦点主要有两个：一是通过什么途径来选拔官僚；二是如何对待藩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