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平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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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平之治
2017/11/7 10:56:54 来源:北京历史图典文化发展中心 作者: 字号:  电邮 打印

    宋真宗咸平时期,任用李沆曹彬吕蒙正等人打理政事,政绩有声有色,社会一片繁盛,后世称为“咸平之治”。

宋真宗统治时期,北宋的统治日益巩固,国家管理日益完善,社会经济日趋繁荣,史称咸平之治。宋真宗,名赵恒,原名赵德昌,后又改名元休、元侃。太宗第3子。太宗病死后继位。在位25年,终年55岁,葬于永定陵(今河南省巩县东南蔡家庄)。

1004年,辽国入侵宋,宋朝大多数大臣建议不抵抗,以宰相寇准为首的少数人极力主张抵抗,最后他们说服宋真宗御驾亲征,双方在澶渊相交,宋胜。真宗决定就此罢兵,以每年向辽纳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来收买与辽的和平,定澶渊之盟。这是宋朝向番方纳岁币换取和平的开始。

廉政理念

在中国五千多年浩瀚的历史长河中,要说哪位皇帝反腐最狠,那肯定是明太祖朱元璋,他制定颁布的《大明律》堪称史上最严酷之法,明朝对官吏贪污腐败的处罚力度也特别重,然而,如此严刑却阻挡不了明朝官员前仆后继的腐败步伐,朱元璋的反腐政策确实成效一般。那么,谁是中国古代皇帝中反腐倡廉的第一高手呢?

宋真宗在位25年,治理有方,北宋的统治日益稳定,国家管理日益完善,社会经济繁荣,国家强盛,史称“咸平之治”。而它的缔造,得益于宋真宗卓有成效的反腐倡廉的举措。

首先,宋真宗有一个传诸后世的良好的廉政理念。他颁布了告诫百官的《文武七条》:一是清心,要平心待物,不为自己的喜怒爱憎而左右政事。二是奉公,要公平正直,自身廉洁。三是修德,要以德服人,而不是以势压人。四是务实,不要贪图虚名。五是明察,要勤于体察民情,不要苛税和刑罚不公正。六是勤课,要勤于政事和农桑之务。七是革弊,要努力革除各种弊端。这《文武七条》均是廉政之举,是统治者苦心孤诣的安排,也是百姓们的热切期望。在宋真宗看来,“清心”、“修德”就是廉政的源头,就能实现“德治”。

其次,宋朝有一整套严谨有效的官员选拔任用制度。宋代严明赏罚,官员有试用期,试用官员转正要有若干名正式官员保举,按规定,官员不得保举曾犯有贪污罪的官员。宋朝允许在职官员参加科举考试,考中者可提前转正或越级提拔,但曾犯贪污罪者不许参加科举考试。宋朝官员通常定期升级,但曾犯贪污罪的官员升迁则举步维艰。一个官员若犯贪污罪,这样,只有才德兼备者才能被选拔进入官员队伍,官员的贪污行为也就相应减少。

同时,宋代吏部还建立了官员档案,这样的规定,动员了上上下下各方面的监督力量,杜绝了贪污腐败者上升的空间,并将他们置于严密的监管体系中,避免其再次腐败。

第三,建立了一套监察官员的渎职惩处制度、选拔的标准和职务回避制度。宋朝对具有纪委职责的监察官员有着严格的规定,甚至监察官违反出巡制度都要受到处罚。还特别规定了监察官失察、自身贪暴受惩处的制度。对于失察的监察官,宋真宗实行严厉的处罚。史载,王曙为河北转运使,“坐部吏受赇,降知寿州”;张观任解州通判,因“盐池吏以赃败,坐失举劾”,被降监河中府税;河北路走马承受使臣悉代之,“坐不察边肃贪纵故也”。

据有关史籍的记载,宋朝监察官员台官(御史)的选拔,有严格的标准:首先要“鲠亮敢言”,廉洁无私,纠弹不避权贵。其次要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和从政的实践经验。宋朝规定,台官“于太常博士以上,中行员外郎以下举充”。强调荐举具有基层实践经验的官员充当御史。三是实行官亲回避制度。凡宰执所荐之人,以及宰执子弟,亲戚和属官,一概不得充任台官。宰执不得荐举御史,宰执所荐之人不得为御史,以及与宰执有亲嫌、同乡关系或为其属官者也不得任御史。因为宰相奏举御史,御史必然与宰相结党营私,把朝政搞得乌烟瘴气。这正是宋朝三令五申不准宰执奏举御史的原因所在。因为这些廉政举措,宋真宗和他的后来者们创造了一个政治清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双丰收的宋王朝。

知人善任与纳谏

宋真宗即位后,提拔了李沆吕蒙正夏侯峤、杨砺等人担任宰相和执政大臣,保留了张齐贤吕端等。这些人大多能够做到忠于职守,使得此时期政治较为清明。如张齐贤在咸平元年完成了“编敕”的编撰工作,成为正式法律《刑统》之外的重要补充。提出了职田,废除了江南前面几朝苛捐杂税的建议。寇准澶渊之盟力挽狂澜。

且真宗能较能听取各方意见。他在即位后就通过御史台向转达他的意思,要京师内文武百官凡是他施政有误、看到利病、对军事有好的建议,都可以直接向皇帝递奏折。在咸平元年四月,他下令各路转运使轮流到京师向他述职,讲述所在地情况。咸平二年(999年),遇到大旱,要求“直言极谏”,他会给予提出好意见的人赏赐。也是这一年,他对身边大臣说他每天看奏章近百份,很有收获,他要大臣们也要看,并且把其中有益的方案挑出来。此后,他也多次下诏征求“直言”,所以这段时间上书言事特别多。

谨慎用法

宋真宗本人很厌恶严刑峻法,主讲谨慎用刑。又下诏废除了断截手足、钩背烙身等刑罚,禁止使用法外刑法,也严厉批评军中对逃兵施以的烙伤手腕、敲碎胫骨等做法。同时对私铸铜钱、私造管制武器等重罪都减轻处罚。

对待嫌疑犯上,宋真宗不允许使用酷刑、搞刑讯逼供。在景德四年(1007年),有个叫潘义方县尉对嫌疑犯朱凝严刑拷打,并用牛皮套头,勒令招供。朱凝受不住作了假证,后来经查明,宋真宗撤了潘义方的职,并向全国通报此事,严令不许严刑逼供

同时在京设立纠察刑狱司,地方设立提点刑狱司,负责对各种刑事审判、刑罚、监狱进行监察。凡是判处徒刑之上的罪都必须要向此机构通报,这个机构有查询复审的权利。如果初审官员处理不当,此机构有权向朝廷提出,并对该官员提出弹劾。如电视剧《包青天》那种审理案件方式在宋代是不可能存在的。

真宗经常跑去主持各种审决在押囚犯,特别是几乎每年夏天都搞一次“虑囚”,处理一些长期关押的囚犯,免得他们在监狱待时间过长受苦。另外他的亲自下问审理一些重大贪腐案件,如齐化基案、孙朴案等。

官员改制

宋代官员有试用期,试用官员转正要有若干名正式官员保举,按规定,官员不得保举曾犯有贪污罪的官员转正。宋朝允许在职官员参加科举考试,考中者可提前转正或越级提拔,但曾犯有贪污罪者不许参加科举考试。又规定,凡重要职务和接触钱财的职务,一律不允许曾犯贪污罪者担任。宋朝官员通常定期定级,但曾犯贪污罪的官员升迁则举步维艰。

一个官员犯贪污罪,其上司、曾荐举过他的官员都要受到处罚。这使得上司很注意防范下属犯贪污罪,荐举者很关心被荐举者的德行,这就使官员贪污受到牵制。宋代吏部设有官员档案,凡犯贪污罪者都记录在案。宋代还规定,这些犯罪者,每次晋级或调动职务时,都要向吏部主动申报自己曾犯过贪污罪,并规定,此类官员不得随意更改姓名。

“德治”就是以道德教育,启迪官吏的道德良知,使之不去越轨,但它必须与“法治”相结合:以法律约束,令其奉公守法,不敢贪污。为达到《文武七条》之“奉公”(廉洁奉公)宗旨,真宗倡廉工作的一大重点是加强监察官员自身的廉政建设。宋朝对具有纪委职责的监察官员有着严格的规定,甚至监察官违反出巡制度都要遭受处罚。还特别规定了监察官失察、自身贪暴受惩处的制度。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九月,真宗“诏诸路官吏蠹政害民,转运使、提点刑狱官不举察者坐之”。

对于失察的监察官,真宗实行严厉的处罚。王曙为河北转运使,“坐部吏受赇,降知寿州”。张观任解州通判,因“盐池吏以赃败,坐失举劾”,被降监河中府税;河北路走马承受使臣悉代之,“坐不察边肃贪纵故也”。因为这些廉政举措,1009年的北宋,可谓政治清明,这更加速了宋王朝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双丰收。

制式改革

岁末年节时,皇帝赐臣僚宴饮,既是增进君臣关系的需要,又是播撒皇恩的大好时机。历朝皇帝都有此举措,宋真宗也不例外。他即位不久,就“赐近臣岁节宴于宰相吕端第,自是遂以为例。”另外,有资格参加节序赐宴官员的范围较前期大为扩大,如1009年二月,“旧制,节序赐宴,惟皇族、近列、诸帅、内职。三月甲子,始诏自今上巳、重阳,三司副使、判官及馆职事官并别置会。其后,知杂御史、三院御史、法官、开封府判官亦预焉。”即从原来的内朝高官扩大到外朝一般官员。同时,节日时还馈送朝臣节物,并客省赍签赐羊、酒、米、面;立春赐春盘。寒食神(食炎)、饧粥。端午粽子,伏日蜜沙冰重阳糕,并有酒。三伏日,又五日一赐冰。享受馈送节物的官职之广,几乎包括文武百官;节日之多,几乎全部囊括。

宋真宗“诏自今伏日并休务”,增加了官员伏日的休务假,对官员节日之外的事假也较以前灵活,将祭奠亡亲的私忌假的范围扩大到所有官员,私忌日给假一天,并新创了饯行假。一些节假,不仅只施行于官员,那些为官府服役的工匠也可享受,比如给在福建险恶山路上运送官物的军士以旬假和节假。

从现有史料记载来看,宋真宗时期官员约一万余人。此外,还有数十万在各级官署中服役的胥吏,以及各级武职人员及其家属。其中,文武官员每年可休传统节假,还有新设假日。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工商业最发达的朝代,也是人民生活水准最高、官吏的俸禄最高的朝代,是市民阶层最强大、最富裕的时期。

宋朝的国家财政收入,和约之后得以增加,在宋真宗病逝前一年,即公元1021年,其总额已达15000万。可以说,没有五年前的和约,就没有1009年的繁华似锦。公元1009年十一月,大手笔宋真宗作了一篇文章。众所周知,真宗是位诗人,脍炙人口的“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就是出自他的名篇《励学篇》。不过这次却非他的即兴之作,而是告诫百官的《文武七条》:一是清心。平心待物,不为自己的喜怒爱憎而左右政事;二是奉公。公平正直,自身廉洁;三是修德。以德服人,而不是以势压人;四是务实。不要贪图虚名;五是明察。勤于体察民情,不要苛税和刑罚不公正;六是勤课。勤于政事和农桑之务;七是革弊。革除各种弊端。 真宗所立七条,均是廉政之举。

有宋一朝,经济发达,尤善商贾,尽管赵宋的面积、人口、资源都比前朝李唐差得多,但是,宋朝的经济,在像1009年这般风调雨顺的好年景时,岁入是唐朝的七倍;即便灾害频仍,岁入也是大唐的三倍左右。经济繁荣,边贸红火,贡赋通达,税收富足,官员接触钱财的机会也由此多了起来。然而北宋时期官员赃罪(贪污)的现象却减少了,尤其与相距较近的唐朝、明朝相比,更是稀少。

田赋改革

公元996年(至道二年),开封府所属的17个县都遭遇了大旱。当时主持开封府工作的正是宋真宗。那时的宋真宗很想做出一些成绩。现在看到天气大旱,百姓艰难,他就大发慈悲地把这17个县的田赋都免掉了,并且上报了宋太宗。可是不久,就有人告了他一状,说下面的旱灾没那么严重,这么做纯粹就是收买人心。

宋太宗原本就是个多疑的人。活着的时候失去权力,那是不可接受的事情。所以接到报告后,十分重视,立马派人下去调查。宋太宗有九个儿子,未必只有三子赵恒可以继任。

其中有一个官员是这样说的,有几个县的灾情,比开封府上报的要严重的多,开封府对这些县的田赋,减免的还远远不够。他的举动使当时那位惶恐的赵恒非常感动,最终他是有惊无险地过了一关。

这位官员就是王钦若,投机眼光独到。做了皇帝的宋真宗没有忘记他,上任不久就把王钦若调到京城总部任职(三司判官)。王钦若有个同事叫毋宾古。他有一次对王钦若说,各地种田的人,拖延了大量未缴的田赋,有的已拖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年积一年,老百姓根本没有能力偿还。可是因为账上挂着,基层当官的就年年下去催要,并且借机勒索,这都成了一大社会问题。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王钦若听了后,立即安排手下人,将这一方面的有关数字统计清楚,并且抢先一步,向宋真宗递上了毋宾古打算递的这么一份报告。宋真宗看了报告,于是急召王钦若商量此事。

公元998年5月(咸平元年4月),宋真宗下令,凡是远年拖欠的田赋一律免掉,因为欠钱被抓进监狱的一律释放。三年后,宋真宗还亲自审问因欠钱入狱的人,一连审了七天,又释放了2600多人。老百姓纷纷称赞宋真宗,这一来,他对王钦若的印象就更好了。除此之外,宋真宗还办了不少实事。如四川地区贴钱贬值,他得知后,立即下令调高折算比率。同时减少了大量服杂役的人,连他自己家族里所用的丝织品也进行了削减。

减免赋役

咸平元年,时任度支判官毋宾古向王钦若提到:“自五代以来,各地拖欠赋税数量很多,百姓无力缴纳,但是官员经常去催收,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我上奏圣上免去这些赋税。”。王钦若听到立即命人统计好有关数据,抢在毋宾古之前向真宗上奏要求免除这些赋税。真宗看到奏折后大惊,说:“先帝怎么没想到这么做呢?”钦若回答:“先帝当然知道这么做,只是留给陛下用来收天下人之心罢了。”。宋真宗听后觉得很有道理,立即下令实施。

宋真宗在咸平元年(998年)四月十六日下令,凡往年拖欠的田赋一律免除。而因为欠税被抓进监狱的人,也一律释放。并且让各地认真核查落实,最后统计结果,共免除各处各地赋税一千余万贯石匹两等,共释放在押囚犯三千余人。

又在咸平四年(1001年),宋真宗亲自审问因拖欠官府钱财而被捕入狱的人,一连审了七天,共释放2600余人,免除债务达260万。 并让有关部门重新审问有关拖欠政府钱物档案,凡有冤屈的重新处理。

后宋真宗多次下诏要求免除或减免各地赋税,用以赈灾和其他用途。如咸平四年闰月十八日,河北发生饥荒,减免赋役,并发粮食以赈灾。

另外下令减少服徭役的人数,根据咸平四年统计,此次共减少195,802人。恢复死刑复核,释放大批宫女等。

农业发展

宋真宗本人对农业十分重视。在景德三年(1006年)下诏要求各级地方长官官衔上一律加上“劝农使”或者“劝农”等字,鼓励农民努力务农。又在景德二年作《景德农田敕》这部农业法规,以此规范农业生产和流通中的各种事项,并在后面很长时间内一直沿用。同时,大量印刷各种农业书籍分发给各地方官,让他们认识农事,并大力在推广高产作物占城稻。亩产量从唐代的2石(158640克)提升到北宋初的3石(227800克),至南宋更是高达5、6石(379800克-455760克)。垦田数目提升到524,758,432宋亩,突破唐代5亿亩的最高值。

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宋真宗下诏废除农具税。并且在东封西祀时,宋真宗也坚持不征调农民服徭役而用军兵,也要求随行人员不得践踏庄稼。

除之外,宋真宗十分讨厌浪费粮食,多次下诏禁止丢弃粮食,并威胁“违者治罪”。

平抑粮价

同年,宋真宗下令在全国推广“常平仓”制度,常平仓起源战国李悝平籴法,有储量备荒和稳定物价的功能,宋真宗时政府规定:每年夏天由地方政府依照本地人口垫资购粮,以每户一石计,设仓储存,一旦遇到粮食价格上涨就减价卖给平民,达到平抑粮价的效果。另外设有专人管理,出陈如新,防止粮食腐烂。

常平仓制度对于灾年帮助平民渡过难关,稳定社会起到重要作用。

增加征榷

宋真宗政府对所征收各种禁榷和商税作了严密的规定,每个商业税征收点(税场)都立了一个原始的定额称为“祖额”,一个按近期实收数确立的定额称为“近期”。每届和每年都会对比,以此来奖惩官员。宋真宗时期规定所带的是商业税收入的大幅度增加,如酒类税在至道三年(997年)仅有121万贯,但到了天禧三年暴涨至901万贯,增加6培有余。同时政府规定各地应向中央缴纳那种物资的数额,使中央财政有了保障。

但遇到灾变时规定执行不是很严格并会有修正,在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七年时候遇到蝗灾。真宗下令成立详定茶法所,修订税法,否决三说、四说法,并作出弛禁通商的重大决策。

大宋国的北边有一个比大宋建国还早的辽国。在宋真宗上任前,两国之间已有多次较量。给人的感觉是双方大体旗鼓相当,互有胜负。不过,总体看来,大宋有由主动进攻转向被动防御的趋势。

不同于历史上其他那些大一统的王朝,北宋的北边没有那道万里长城可以依赖,而且由于幽云十六州(今北京、天津、陕西、河北北部一带)没能收复,中原北部就是一马平川,无险可守,辽国的骑兵随时可以南下饮马黄河。

为了抵御辽国骑兵,宋真宗大量地采用了宋太宗时的办法:多开沟渠,多种水田。公元1001年(咸平四年),还在今徐水周边,引鲍河水以“隔限敌骑”。公元1004年(景德元年),又以定州为中心,开挖连接唐河、沙河、界河的运河,有效地限制了敌方骑兵。

除了开河渠外,还大力推广一种“方田”,就是在田地内开挖方格式的水渠网。有的水渠达五尺宽,七尺深。宋真宗在开挖河渠的同时,还大搞屯田,积粮备战,并起用老将曹彬威慑武将。他还亲自选拔精兵强将,对火兵器也给予了重视。宋军人数从太祖末期的66万人(作战部队35万人),增加到真宗末年的91万人(作战部队43万人),大部分都是这一时期增加的。

公元1001年(咸平四年)9月,宋真宗外出“观稼”。沿途百姓看到他的仪仗后,竟自发地欢呼“万岁”。宋真宗在统治前期就这样树立了自己的“仁义天子”形象。总而言之,宋真宗在即位之初,广开言路,勤政治国,较清明的政治和日趋繁荣的经济,使北宋社会出现了“咸平之治”的小康局面。

赵恒是宋太宗第三子,初名赵元侃。登基前曾被封为韩王、襄王和寿王,公元997年登基,在位25年治理有方,国家日臻昌盛,史称“咸平之治”。历数两代三百年间,尤其北宋,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高度发展的巅峰时期,中原在工业化、商业化、货币化和城市化方面远远超过世界其他地方,国都汴京(又称汴梁,即现今开封)更成为当时全球最繁华最著名的国际化大都会。

当时的汴京城常住人口150万,比唐朝首都长安更加繁华,《东京梦华录》描述汴梁:“东华门外,市井最盛,举凡南北饮食、时新花果、鱼虾鳖蟹、鹑兔脯腊、金玉珍玩、衣著服饰,无非天下之奇。”真乃一幅繁荣景象。由於宋朝强力推进对外开放政策,来华的外国人无论是国别还是数量都超过唐朝,开封成为全球拥有外国侨民最多的国都。这些外来新移民有来自西域、阿拉伯和朝鲜、日本等国,还有的从非洲、欧洲等地远道而来,他们的身份包括驻华使臣、武士、僧侣、教徒、商贾、猎手、艺人、奴婢和留学生各色人等,生动展示了文化交流与中外融合促成的文明进程。也有不少宋朝官员和商人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当时宋代的船只已经航行于印度洋各地,包括锡兰(斯里兰卡)、印度次大陆波斯湾阿拉伯半岛,甚至达到非洲的索马里

宋朝的新移民中有不少是穆斯林,他们在汴梁一住就是几年、几十年,甚至在此传宗接代繁衍生息,于是就有了“土生蕃客”、“五世蕃客”之说,开封和其他一些沿海城市,还纷纷设立了蕃客的子弟学校“蕃学”。开放的大宋不搞种族歧视,允许穆斯林子弟参加科举考试,成绩优秀者照样可以与汉人一样获取功名,封官进爵。连一些讲究诚信的穆斯林商人由於经商有道,对发展宋朝的国际贸易做出贡献,也被朝廷破格录用,授予官职。为此,当时开封城还兴建了很多规模不小和穆斯林公共墓地。

当时汴京还生活著一支庞大的犹太人群体,汴梁老百姓因为对犹太人不甚了解,鉴於他们在宰杀牛羊时有剔除脚筋的习俗,就称其为“挑筋教”,也有人叫他们蓝帽回回、天竺人。在民族大融合的宋代,开封的犹太人享受到与汉人一样的自由,不少人还通过科举考试升为官员。犹太人很乐于在开封世代繁衍,以至到19世纪后期开封还保留著犹太会堂。犹太人能在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宋朝繁衍生息,是犹太文明史上一个独特的现象,也从侧面证明了当时中国对外开放程度之高。宋时宁波一跃成为全国三大口岸之一,开封的不少犹太人也常常奔波於汴甬之间,甚至选择在风光秀丽的宁波落户。所以甬城也有犹太人的后裔,一千年后的今天,甬汴两地的渊源仍很密切。

由于国势强盛,每年有大量的洋人涌入宋朝,到中原朝拜、经商或定居,宋人在世界各地也受到热烈欢迎。《清波杂志》有如下一段记载:“倭国一舟飘泊在境上,一行凡三、二十人。妇女悉被发,遇中州人至,择端丽者以荐寝,名曰度种”。此文叙述了日本妇女乘船来中国,在国都汴梁,日本女子向宋朝度种的事也屡见不鲜,虽然官方文件语焉不详,但一些野史和宋人笔记对此均有描述。

宋人洪皓在《松漠纪闻》中也说:“回鹘自唐末浸微,本朝盛时,有入居秦川为熟户者。女未嫁者先与汉人通,有生数子年近三十始能配其种类。媒妁来议者,风俗皆然。今亦有目微深而髯不虬者,盖与汉儿通而生也。”说当时西域的回鹘族女子有出嫁前先与汉人同居的传统。回鹘女人还以此为荣。

北宋真宗二年三月,西域于阗国王遣回鹘罗斯温等来宋朝贡。宋真宗问询路上情况,罗厮温称于阗到敦煌的道路通畅,此次于阗使节带来的贡品有玉石、乳香、琥珀、棉织物、琉璃、胡锦等。于阗使团间有商队,从内地带去了丝织物金银器、茶叶等物品。

公元1009年,北宋繁华似锦。在这年的九月体现得尤为明显。“(西夏)夏州进奉外,有以私物贸易久而不售者,自今官为收市。这就是说,西夏使节所带之物,如果卖不出去,宋朝官府就全部包买下来,充分照顾朝贡者的利益。北宋政府财大气粗可见一斑。

北宋基本上是风调雨顺,没有大的自然灾害。唯有一次汴水涨溢出岸,浸没了从京师到郑州的道路。宋廷诏选善于治水的使臣迅速控制了水势,一时受阻的漕运也得以恢复通航。客居泉州的阿拉伯穆斯林出资,仿照叙利亚大马士革伊斯兰教礼拜堂的建筑形式建造了泉州清净寺,占地2500平方米,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处伊斯兰教寺。 河南虞城富人曹诚在商丘建学舍150间,聚书1500余卷,“博延众生,讲习甚盛”,宋真宗赐名“应天府书院”,为中国四大书院之一。宋真宗追封孔子弟子颜回等十人公爵,曾参等62人侯爵,封先儒左丘明等19人伯爵。

这一年正处于历史上少有的盛世“咸平之治”时期,北宋经济复苏,国力猛增,制度清明,人文鼎盛,人口数量亦成倍增长。有宋一代,素以富足、安康著称,却只这样一个“盛世”排名。而且是在开国不到40年、国家千疮百孔,每年不停地与党项、契丹作战,甚至还有四川叛乱的情况下开创的。

公元1009年,在中国大地上除了北宋之外,还有辽、夏,云南的大理国,青藏为吐蕃诸部及黄头回纥,西域为西州回鹘及于阗国(此时已皈依伊斯兰教,属于哈拉汗朝)。 辽之北则为斡朗改和辖戛斯等多个政权并立。而五年前,北宋的周边形势要严峻得多,尤其是宋辽关系。

1004年九月,辽萧太后辽圣宗率大军侵入宋境,十一月,进抵澶州(今河南濮阳)。 此前,辽曾提出和约,宋真宗选择了战争。在同平章事寇准等人的坚持下,宋真宗亲至澶州督战,登临北城门楼,“诸军皆呼万岁,声闻数十里,气势百倍”。 辽军一面屯兵澶州城下,与真宗所统宋军主力对峙,一面展开和谈。

十二月,宋辽讲和,双方约为兄弟之国,承认边界现实,宋每年给予辽银10万两,绢20万匹。这就是历史上的“澶渊之盟”。关于“澶渊之盟”,历来颇多非议,否定者认为这是胜算下的城下之盟。殊不知,虽然辽军腹背受敌,但已击败宋军第一线主力,长驱直入,折损大量宋军。同时宋人也因争战多年却无法击败辽军取得最后的胜利而倾向议和。

虽然“澶渊之盟”后宋朝纳岁币换取了和平,从公元979年,真宗之父赵光义北征开始,宋辽之战已经打了25年了,其间北宋损兵折将,人民生灵涂炭。当时宋年收入一亿,而一场中等规模的战事所耗费的军费就高达3000万。相比之下,这30万两岁贡的确是九牛之一毛。于是,契丹上下因此而与宋朝百年交好,契丹铁骑不再南下。

经过一系列惠民政策后,宋代经济社会得到极大的发展。

首先,人口上宋太宗至道三年(997年)的是400万户,到了咸平六年(1003年)是686万户,增长了46%。

农业上,亩产数从唐代2石提升到3石,垦田数更是从太宗至道三年的312,520,000亩增加到524,758,432亩,突破唐代最高值5亿亩。 并组织编撰了专门的农业法规《景德农田敕》。

商业方面,明确各种商业税规定,做出弛禁通商的决定,使得宋朝政府的禁榷和商业税收入暴涨,逐渐取代农业税成为宋朝政府税收的最大来源。

司法方面,严令禁止严刑逼供,废除了很多酷刑(如断截手足、钩背烙身等),并在京师成立纠察刑狱司,地方设立提点刑狱司,建立了司法复核制度,允许当事人对判决不服可以上诉。

社会救济上,建立常平仓。和后来的义仓成为政府灾年救济的重要手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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