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新政
庆历新政
庆历新政
2017/12/5 8:48:33 来源:北京历史图典文化发展中心 作者: 字号:  电邮 打印

  庆历新政是北宋仁宗庆历年间的政治改革。宋初以来,大地主兼并土地日益剧烈,战争频发,加以契丹渝盟,军费与岁币增加,农民负担加重。庆历时,各地陆续发生农民起义。统治阶级部分人士为克服危机,相继提出改革意见。庆历三年(1043)8月,范仲淹参知政事富弼为枢密副使。9月,他们提出十项改革方案: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大部都被仁宗采纳,颁行全国,号称“新政”。但因新政限制大官僚大地主特权,实行时遇到强烈反对和阻挠。1045年,主持“新政”的主要官员继被排斥出朝廷,各项改革也被废止。

庆历新政

1022年,宋真宗驾崩,太子赵祯即位,是为宋仁宗。其母刘皇后被尊为皇太后,负责在仁宗成年前代理军国大事。从此开始了刘太后十六年的垂帘听政时代。西夏李元昊于1038年称帝后,宋夏之间爆发了数次战争,宋军屡战屡败,只得议和,百姓负担加重,各地陆续爆发了多起农民起义。现时的北宋王朝可谓是内忧外患。

1043年,宋仁宗为了缓解王朝出现的多种矛盾,任命范仲淹为参知政事(职位相当于副宰相),富弼为枢密副使推行改革。他们提出十项改革方案:明黜陟(对官吏升降制度作出严格的考核和规定),抑侥幸(限制侥幸做官和升官的途径),精贡举(严密科举制度,为国家选拔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择官长(严格考核州、县两级地方官员的业绩),均公田(平均分配地方官员的公田),厚农桑(重视农桑等生产事业),修武备(整治军备),减徭役(减轻百姓的徭役),覃恩信(落实朝廷各项恩惠政策),重命令(认真对待和慎重发布朝廷号令)。这些改革措施的大部分都被仁宗采纳,颁行全国,号称“新政”。

庆历新政,取得非常好的效果。宋朝进入建国以来最繁荣的阶段。但因新政限制大官僚大地主特权,实行时遇到强烈反对和阻挠。他们散布谣言,攻击新政,指责范仲淹结党营私、滥用职权。宋仁宗虽然对这件事未必全信,但看到反对革新的势力这么强大,他开始动摇了,失去了改革的信心。1044年。宋仁宗下诏废弃一切改革措施,解除了范仲淹参知政事的职务,将他贬至邓州(今河南邓县),富弼、欧阳修等革新派人士都相继被逐出朝廷。庆历新政宣告失败。宋仁宗在位四十年,尽管朝中有像范仲淹、欧阳修、包拯这样有才能、正直的大臣,但是并没有发挥他们的作用,宋朝国力越来越衰弱。

背景简介

宝元二年(1039年),同判礼院宋祁上疏,以为国用不足在于“三冗三费”。宋祁说:“今天下有定官,无定员”,“州县不广于前,而官五倍于旧”。宋祁本人亦拥妓醉饮,宋庠讽刺宋祁说:“听说昨夜烧灯夜宴,穷极奢侈,不知还记得某年同在州学内吃虀饭时么?”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宋朝对夏战争惨败,内部动荡已是山雨欲来之势。仁宗遂罢去宰相吕夷简,任命富弼、韩琦等为枢密副使,范仲淹、富弼等人综合多年来的经验,于九月将《答手诏条陈十事》(即《十事疏》)奏折呈给宋仁宗,作为改革的基本方案。朝廷表示赞同,并颁发全国。

澄清吏治

1.明黜陟:改革文官3年一次循资升迁的磨勘法,注重以实际的功、善、才、行,提拔官员,淘汰老病愚昧等不称职者和在任犯罪者。

2.抑侥幸:严格恩荫制,限制中、上级官员的任子特权,防止权贵子弟亲属垄断官位。

3.精贡举:改革贡举制,令州县立学,士子必须在学校学习一定时间方许应举。改变专以诗赋、墨义取士的旧制,著重策论和操行。

4.择长官:慎选地方长官,由中书、枢密院慎选各路、州的长官。由各路、州长官慎选各县的长官,择其举主多者尽先差补。

5.均公田:重新规定官员按等级给以一定数量的职田,调配给缺乏职田的官员,以“责其廉节”,防止贪赃枉法。

富国强兵

1.厚农桑:由政府帮助人民兴利除害,如开渠河、筑堤堰。

2.修武备:主张恢复府兵制,先从近畿实行在渐及诸路。

3.减徭役:主张省并户口稀少的县邑,以减其地人民的傜役。

厉行法治

1.重命令:针对朝廷过去颁布的法令“烦而无信”的弊病,提出朝廷今后颁行条令事先必须详议,“删去繁冗”,审定成熟后再颁行天下,一旦颁行,必须遵守,不得随意更改,否则要受到惩处。

2.推恩信:即广泛落实朝廷的惠政和信义。主管部门若有人拖延或违反赦文施行,要依法从重处置。除此之外,必须向各路派遣使臣,巡察那些应当施行的各种惠政是否施行。这样,就不会发生阻隔皇恩的现象了。

庆历三年(1043年)底,范仲淹选派了一批精明干练的按察使去各路检查官吏善恶。他坐镇中央,每当得到按察使的报告,就翻开各路官员的花名册把不称职者的名字勾掉。枢密副使富弼平时对范仲淹十分尊敬,这时见他毫不留情地罢免了一个又一个官员,不免有点担心,从旁劝止说:“您一笔勾掉很容易,但是这一笔之下可要使他一家人痛哭呀!”范仲淹听了,用笔点着贪官的名字愤慨地说:“一家人哭总比一路人哭要好吧!”在范仲淹的严格考核下,一大批尸位素餐的寄生虫被除了名,一批干才能员被提拔到重要岗位,官府办事效能提高了,财政、漕运等有所改善,暮气沉沉的北宋政权开始有了起色。朝廷上许多正直的官员纷纷赋诗,赞扬新政,人们围观着改革诏令,交口称赞。

当时期简介

由於十事疏强调澄清吏治,对官吏和商人构成威胁。守旧派朝臣习於茍安,反对新政,宰相范仲淹被迫自行引退。庆历新政最终以失败收场。新政失败後令宋朝的积贫积弱局面更甚而庆历新政更影响王安石熙宁变法,令熙宁变法缺少吏治的澄清。

保守派反扑

这场改革直接触犯了封建腐朽势力,限制了大官僚的特权,他们对此恨之入骨,随着新政推行逐渐损害他们的利益,便集结在一起攻击新政。他们诬蔑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结交朋党,他们并串通宦官不断到宋仁宗面前散布范仲淹私树党羽的谗言。曾作过西北统帅的夏辣,是个诡计多端的家伙,宰相吕夷简告病退休时,他满心以为凭自己的资历可以接替宰相职位,没料想在石介、欧阳修的评击下,非但没有当上宰相,连枢密使的官职也丢了。他恼羞成怒,蓄意报复。于是他让家里的一个使女天天临摹石介的手迹,等到写得到石介亲笔字一模一样了,便伪造出一封石介写给富弼的密信,信里说要废掉仁宗。夏竦到处张扬,诬陷改革派阴谋另立皇帝。于是流言四起,人心惶惶。

改革的失败

宋仁宗虽然对这件事未必全信,但看到反对革新的势力这么强大,他开始动摇了,失去了改革的信心。到庆历五年初,慷慨激昂,想励精图治的宋仁宗终于完全退缩,他下诏废弃一切改革措施,解除了范仲淹参知政事的职务,将他贬至邓州(今河南邓县),富弼、欧阳修等革新派人士都相继被逐出朝廷。坚持了一年零4个月的庆历新政终于失败。

失败必然

关斑竹提及仁宗下诏取消新政是对下猛药进行改革产生了怀疑,其实,仁宗这样做是必然的,要改革就要牺牲士大夫阶层的利益,牺牲了士大夫就动摇了自己的统治基础,所以,还是因循守旧,以稳定为大局。这里需要提一下北宋自太祖、太宗就制定的恩养士大夫的国策。北宋统一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但统治者却从五代历史汲取了消极教训,那就是武人跋扈于国家不利,为了避免出现这种局面,北宋皇室的政策是抑制武将,其办法一是重用文人,二是实行更戍法,人为的制造将不知兵,兵不识将的局面以维护其统治。实行更戍法是为了皇室利益牺牲了国防,而废除庆历新政,则是为了皇室利益牺牲了改革。仁宗罢黜范仲淹的一个原因是范仲淹带过兵,有军事威信。更主要的是朋党之议,仁宗也知道这是臣下在互相攻击,但范仲淹确实有些功高震主,而且,同整个士大夫阶层比起来,一个范仲淹再重要,也得忍痛割爱啊。

所以,庆历新政失败是必然的,是北宋政府体制决定的。扼杀改革的是体制,而非所谓保守派。

将庆历新政失败的原因归于保守派的破坏和改革派的失误,似过于简单了一些。因为,用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政治分歧来解释改革的失败,有违历史真实。

庆历三年(1043),宋仁宗任用范仲淹、富弼、韩琦等名臣为相,执掌朝纲,决定对吏治进行整顿。范仲淹上《答手诏条陈十事》,旗帜鲜明的提出整顿冗官,任用贤能。三 冗三费是改革所要打击的主要目标。而裁减冗官,精简机构是改革的核心内容。这一改革在制度上所要作的主要变动,就是要改变赵匡胤恩养士大夫的祖制,向参与政治的广大知识分子开刀,打破他们的铁饭碗,所以,改革将要触动的不是少数人的利益,而是整个士-官僚层,其阻力之大,可想而知。

根本原因

改革失败的直接原因是以夏竦为首的反对派攻击范仲淹、韩琦为朋党。皇帝很忌讳大臣结为朋党,宋仁宗也不例外。反对派诬蔑韩、范的“朋党”之议,也为宋仁宗终止改革提供了借口。所以,改革失败的真实原因是皇帝不想改革了。而不是因为保守派的反对。因为如果皇帝要想改革,那是谁也阻挠不了的。那么皇帝为什么不顾反对并亲自终止自己提倡的改革了?很简单,皇帝提倡改革与终止改革的理由一样,为了自己的家天下。当然,很明显的是,庆历新政的改革措施触犯了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宋仁宗也正是迫于他们的压力废止了新政,毋庸置疑这是新政失败的根本原因。

封建体制

宋仁宗改革的初衷是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和军事危机,是要富国强兵。但是,如果以牺牲皇帝家天下的利益来实现富国强兵,专制帝王当然不能答应。而庆历新政却恰恰触犯了皇室利益。范仲淹、富弼的各项改革措施包括了:“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等,中心思想就是要裁汰不称职的官员,而当时北宋的官僚,已经是暮气深沉的腐朽政治集团,真要实行上述改革,大概百分之九十以上都得丢官。这个大手术当然做不得。可是,范仲淹、富弼要给北宋做的手术还不止这些,即使是称职官员,也要削减其薪俸,北宋官员的俸禄是古代中国最高的。而且,还决定要减少科举考试的录取名额,以解决官多为患的问题。也就是说,全天下的读书人的利益,都让改革触及了。因此,改革的反对者决不是少数保守派,而是整个士大夫阶层--北宋统治的阶级基础。

庆历新政失败后,范仲淹贬到邓州,之后又辗转于杭州、青州,皇佑四年(1052年),他调往颍州(今安徽阜阳),走到出生地徐州,不幸病逝,终年6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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