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政廉政
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最勤政的皇帝之一,他从来不惮给自己增加工作量。从登基到去世,他几乎没有休息过一天。在遗诏中他说:“三十有一年,忧危积心,日勤不怠。”据史书的记载,从洪武十八年(1385)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八天之内,朱元璋审批阅内外诸司奏札共一千六百六十件,处理国事计三千三百九十一件,平均每天要批阅奏札二百多件,处理国事四百多件。仅此一端,即可想象他是多么勤奋。
朱元璋的节俭,在历代 皇帝中也堪称登峰造极。当了皇帝后,他每天早饭,“只用蔬菜,外加一道豆腐”。 他所用的床,并无金龙在上,“与中人之家卧榻无异”。他命工人给他造车子造轿子时,按规定应该用金子的地方,都用铜代替。朱元璋还在宫中命人开了一片荒来种菜吃。洪武三年(1370)正月的一天,朱元璋拿出一块被单给大臣们传示。大家一看,都是用小片丝绸拼接缝成的百纳单。朱元璋说:“此制衣服所遗,用缉为被,犹胜遗弃也。”
编制
洪武初年,由大都督府的大都督节制中外诸军。1380年,改大都督府为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分领在京各卫所和在外各都司。都督府所管仅是兵籍和军政,不能直接统率军队。军官的选授权在兵部,而军队的调遣和最高指挥权则在皇帝。打仗时,兵部奉旨调兵,并秉承皇帝意旨,任命总兵将官,发给印信。战后,统兵官交还印信,士兵回归原来卫所。
在军队编制方面,自京都至府县,皆立卫所。每卫5600人,置卫指挥使统领;每卫下辖五个千户所,每千户所有兵1120人,指挥官称千户;千户所下辖十个百户所,每百户所有兵120人,指挥官称百户;百户所下辖二总旗,每总旗下又辖五小旗,一小旗10名兵士。府县各卫归各省都指挥使司管辖,各都指挥使司又分别归统于中央的五军都督府。京都的卫军分两种,一是五军都督府分统的四十八卫军。明成祖时,定名“五军”,增到七十二卫,并添设三千营和神机营,与五军合称“京军三大营”。三大营是全国卫军的精锐。据估计,洪武后期全国兵额约180万以上,永乐时增至280万左右。
对外战争
为了彻底解决蒙元贵族的残余势力,洪武帝从明朝建立开始就不断 北伐。洪武二年(1369年),明军追击 北元残余势力,俘虏丞相脱火赤以下一万余人,北元皇帝逃到 漠北几百里外。 洪武三年(1370年),明军再次北伐,于沈欲口大破元军主力 王保保,俘虏文济王以及国公阎思孝、 虎林赤、察罕不花、韩扎儿等十万余人。洪武二十年(1387年),明军越过 长城,轻骑雪夜奔驰,偷袭元军大寨,最后在蒙古捕鱼儿海大败元军,俘虏 北元残余势力八万人。蒙古从此一蹶不振,分裂为 鞑靼、 瓦刺、 兀良哈三大部。
元朝初期,忽必烈曾经发兵征伐日本,导致日本念念不忘,于是终元之世,日本不与中国同好。 明朝开国以后朱元璋就派使臣持国书去 日本、 高丽、 安南、 占城四国,意思是宣告:元朝已经灭亡,现在中国是大明王朝,你们诸国赶紧奉大明为“ 正朔”来朝贡。高丽、安南、占城三国都很顺从,立刻遣使赴明称臣朝贺,惟独日本没有任何反应。令朱元璋更为恼火的是,不但日本人不来朝称臣,而且“乘中国未定,日本率以零服寇掠沿海”。 同时,被朱元璋消灭的 张士诚、方明珍等残部多逃亡海上,占据岛屿,勾引倭寇出没海上掳掠财货,辽宁、山东、福建、浙江、广东,“滨海之地,无岁不受其害”。
后来朱元璋喝令“日本国王”:“不取缔倭寇,就发兵把你抓起来!”结果,使者被日本人砍了脑袋。
朱元璋听到使者被斩时的怒火,不亚于当年的 忽必烈。而在朱元璋眼里,日本就是个“国王无道民为贼”的跳梁小丑----君臣平时光着脚,说话像青蛙叫。
面对“怒日本特甚”,朱元璋忍下了恶气,从此以后对日本使者一概乱棍打出, 朝贡也一概拒绝接受,与日本不相往来。同时,朱元璋把 朝鲜、 日本、 大 小琉球、 安南、 真腊、 暹罗、 占城、 苏门答腊、 西洋、 爪哇、 彭亨、 百花、 三佛齐、勃泥等15国列为“不征诸夷”,写入《 祖训》,告诫子孙:这些蛮夷国家如果不主动挑衅,不许征伐。
公元1370年(洪武三年)朱元璋派遣莱州知府赵秩远赴日本。日本王良怀经过赵秩的阐释明处外交政策打消了顾虑。不就良怀派遣僧人祖来跟随赵秩回中国向朱元璋进表笺。公元1371年(洪武四年)朱元璋派遣僧人 祖阐、 克勒等八人送日使归国,从此明朝和日本建立了外交关系。
公元1394年(洪武二十七年) 帖木儿帝国向明朝贡马,而且致国书。第二年,明朝派遣兵科给事中 傅安率领使团往报。但当傅安等抵达帖木儿帝国国都 撒马尔罕时,帖木儿打算要向东兴兵,攻打明朝了,于是扣押了 傅安等人,而且百般的诱惑傅安等人归顺帖木儿,傅安被扣押十三年,坚贞不屈,维护明朝的尊严。一直到了帖木儿死了以后,他的孙子 哈里嗣位,想和明朝和好,于是才放傅安等人回国。傅安回国以后又出使了 中亚诸国。
元末之际,中国发生多次大规模的灾荒饥馑疾病和瘟疫,以及连年战争,期间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人口也大量减少,经济全面崩溃,人民处在流离失所的过程中。大明建立并统一全国后,面对哀鸿遍野、饿殍满路的凄凉局面,朱元璋实行 休养生息政策,朱元璋说:天下初定,百姓财力困难,就像刚刚会飞的鸟不可拔羽,才种的树不可摇根一样。现在必须采取这种政策,同时主张藏富于民。
朱元璋吸取 元朝灭亡的教训,实行了一系列 休养生息、发展 农业和工商业生产的措施,使得明朝的 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到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民户达1605万户,人口达6054万人,垦地面积达850万顷,为明朝后世的 经济发展打下极为牢固的基础。
明初的经济也迅速恢复,国力迅速成长,达到了历史最好水平。 朱元璋确立了 里甲制配合 赋役黄册户籍登记簿册和 鱼鳞图册的施行, 落实赋税劳役的征收及地方治安的维持。
发展农业
农业是封建社会最主要的生产部门。朱元璋在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中,把发展农业放在了首位,为了保证农业第一线有足够的劳力资源。朱元璋通令全国,地主不得蓄养奴婢,所养的 奴婢一律释放为良民。凡因饥饿而典卖为奴者,由朝廷代为赎身;严格控制寺院的发展,明令各州府县只能有一个大寺院,禁止四十岁以下的妇女当尼姑,严禁寺院收养童僧,二十岁以上的青年如果要是出家,必须得到父母和官方同意,出家后三年内还要赴京考试,不合格者潜发为民。这些政策的实施,使得社会增加了一只庞大的劳动力大军。
全国的农业生产在大规模战争而遭受极大破坏的背景下得到很大程度的恢复,加上洪武年间大规模向淮河以北和四川的荒无之地、垦荒填充移民,使人口得以稳定增长。
此外他也实行 屯田政策,军屯面积占全国耕地的近十分之一。 此外,商屯也相当盛行,政府以买卖食盐的专卖证(称之为盐引)作为交换,利诱商人将粮食运往边疆,以确保边防的粮食需求。明太祖也曾派遣国子监下乡督导水利建设、赈灾,并以减免税赋奖励耕作。 这些措施使得过去很多饱受战乱损毁的地区恢复了生气,使明朝的经济得到了快速的恢复。
明初政府多次组织农民大规模兴修水利。1395年(洪武二十八年),全国府县计开塘堰40987处,浚河4162处,修陂渠堤岸5048处。这对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
手工业
明初,手工业以棉纺织业、制瓷业、矿冶业和造船业等的发展最为迅速。纺纱织布是明初农村的重要家庭副业。洪武年间景德镇有官窑20座,景德镇瓷器不仅产量高,而且质量好,在制瓷工艺方面取得许多新的成就。在矿冶业上,全国官营铁矿有13所。这些铁冶,除炼生铁之外,还炼熟铁和钢。同时明初的造船业曾居世界前列。
元朝关于地主打死佃户仅杖一百零七,赔烧埋银五十两了事的法令,明朝也不再沿用了。明初虽因袭元朝户籍制度,把手工业者编入匠籍,但工匠已不像在元代那样长年累月服役于官府。
商业
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也促进了明初商业和城市经济的繁荣。南京是当时的国都,人口近20万,人烟稠密,住宅连廓栉比,旅店一榻之室,月钱高数千。明政府为征收商税,京都设宣课司,府设税课司,州县设税课局、库。洪武年间商税较轻,“三十而取一”。明处时期还铸“洪武通宝钱”。由于铜钱份量重,价值小,不便于大量的贸易,明太祖决定发行纸币,造“大明宝钞”,禁止民间用银。
但是明朝禁海的原因却源自太祖:是因为当时朝廷需要安顿内部、打击北元,对逃到海上的张士诚、方国珍等反军余孽以及海盗一时腾不出手来清剿,故而下令实施海禁。这也导致明朝中末期沿海平民无以为生,倭寇之祸影响甚深,也使明朝来不及发展出资本主义。
推行开中法
1370年夏,旨在恢复受严重战祸之害的地区的经济政策正在贯彻之中。这时推行了 开中法,把粮食分配到山西这个萧条和贫困的地区。这是一种颁发凭证的制度,给商人提供了利润的刺激;它诱使商人用自己的资财运粮食到西北去。为了酬报商人水运的粮食,商人们被授以盐引,从而能从政府处买回食盐,然后又在零售市场销售获利。经营积极性很高的商人们发现,他们可以雇佣农民在边境地区种植粮食,因此节省了从内地运输粮食的费用。他们照旧收取盐引:盐引是按照距离边境的远近和交纳谷物的质量来计算的。这个制度刺激了边境的农业生产,也为洪武时期提供了平稳的粮价。
户籍管理
1370年政府还采取了另一个措施来整顿帝国的资源。皇帝命令户部要求全国所有户口在当地政府注籍并领取官方的户帖,户帖上面开列成年男子的名字、年龄以及财产。安徽徽州祁门县在1371年的一份现存户帖就载明,该户主有耕地0.854亩,一间草屋和一头黄牛。因此,户帖制度要求提供和记录国家为制订财政计划而感兴趣的详细的资料。
洪武八年(1375年), 朱元璋诏令天下立 社学,府、州、县每五十50家要设社学一所,用于招收八到十五岁的民间儿童入学。儿童入学后先学习《 三字经》、《 百家姓》、《 千字文》等,然后学习经、史、历、算等知识,同时必须兼读《 御制大诰》、明朝律令,另外还要讲习社会之礼。
明朝设科取士,定期会试,三年一科。参加科举者必须是各级学校的生员。府(州)、县生员,即所谓秀才,先赴省参加三年一次的乡试,及格者称举人。隔年,举人赴京参加会试,及格者再参加皇帝亲自主持的廷试(或称殿试),中选者为进士,分一、二、三甲。考试的办法是,以四书、五经的文句命题,解释要以朱熹的注为依据,文章的格式规定为八股文。进士不仅在发榜后即可任官,而且有做显官的希望,于是,监生的仕途逐渐被进士科排挤,致使国子监逐渐衰落。
明代学校分三类:中央国子学、府(州)县学和市镇乡村民间社学。1382年(洪武十五年),国子学改名国子监,设有祭酒、司业、博士、助教、学正等学官。府(州)县学除各有训导外,府学教员有教授,州有学正,县有教谕。国子监的学生称监生,分官生和民生两种。官生指功臣子弟、少数民族土司子弟和海外留学生。民生由各地推举。监生最多时近万人,学习课程有《大诰》、《大明律》、四书、五经和《说苑》。
朱元璋对天下老年人施以尊重,颁布《存恤高年诏》。 洪武二十年,朱元璋怕有关部门执行不力,就又叮嘱礼部尚书,要以皇帝的名义再次重申一下这项政策。在朝廷的要求和带动下,各地形成了尊老养老的风气,赡养老人的要求也渗透到各地家法族规之中。
对于社会的救济朱元璋也十分重视,洪武时期,荒政则受到朝廷高度重视。 朝廷除了拨付救灾济贫款项,还侧重加强民众抗灾自救能力。 面对天灾侵袭,朱元璋积极作为,既树立了朝廷的负责任形象,又增强了政府的凝聚力,赢得了民心。救灾济贫实为获取民心、形成治世的重要前提,为“ 洪武之治”的出现夯实了经济社会基础。
为了贬抑商人,朱元璋他特意规定,农民可以穿绸、纱、绢、布四种衣料。而商人却只能穿绢、布两种料子的衣服。商人考学、当官,都会受到种种刁难和限制。
明洪武时期,天下初定,百废待兴,天灾频发,民生多艰。但也正因为如此,明太祖朱元璋“宵旰图治,以安生民” ,终于形成一个“治世”局面。
朱元璋自元末民变起家,以明初四大案血洗朝廷,虽为 中央集权之需,然而破坏程度为后世之不齿。文官系统和武将系统被清洗,宰相遭罢,中央政府破坏不堪,在应对地方藩王所发起的靖难之变的能力都没有的情况下,“洪武之治”的客观性理当存疑。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说:“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