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戌之变
2018/1/31 15:49:04
来源:北京历史图典文化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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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戌之变又称庚戌虏变,是明世宗在位时期的一次蒙古的侵犯明朝事件。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六月,鞑靼土默特部领袖俺答率军犯大同。大同总兵仇鸾重赂俺答,请求勿攻大同,移攻他处。
明世宗即拜仇鸾为大将军,节制诸路兵马。兵部尚书丁汝夔请问严嵩如何战守。严嵩说塞上打仗,败了可以掩饰,京郊打仗,败了不可掩饰,俺答不过是掠食贼,饱了自然便去。因而丁汝夔会意,戒诸将勿轻举。诸将皆坚壁不战,不发一矢。于是俺答兵在城外自由焚掠,凡骚扰八日,于饱掠之后,得到明朝通贡的允诺,仍由古北口退去。事后,严嵩又杀执行他的命令的丁汝夔以塞责。因这年是庚戌年,史称“庚戌之变”。
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因“贡市”不遂而发动的战争。该年为干支纪年庚戌年,故名。当时,蒙古与明朝的“贡市”关系时断时续。明朝的农业与手工业产品,在数量与品种上都难以满足以畜牧为生的蒙古族的需要。俺答汗作为土默特部首领和右翼三万户盟主,为对付瓦剌,更好地统率各部,迫切要求与明贸易。他向明称臣纳贡,希望扩大和增加交易。但明廷害怕土木之变重演,加以拒绝,并杀来使石天爵。于是,俺答发动大规模的战争,企图通过战争达到上述目的。
嘉靖二十九年六月,俺答率军犯大同,总兵官张达和副总兵林椿皆战死。因贿赂严嵩子严世藩而任宣府、大同总兵的仇鸾惶惧无策,以重金贿赂俺答,使移寇他塞,勿犯大同。
明朝长城图
八月,俺答移兵东去,十四日,入古北口,杀掠怀柔、顺义吏民无数,明军一触即溃,俺答长驱入内地,营于潞河东二十里之孤山(今通县东北)、汝口等处,京师震恐。时京师兵籍皆虚数,禁军只四五万,半为老弱,半为内外提督大臣之家役使。又缺少战具甲仗,战斗力很差。明世宗朱厚急集兵民及四方应举武生守城,并飞檄召诸镇兵勤王。十八日,大同、保定、延绥、河间、宣府、山西、辽阳七镇兵先后至。明援军虽五万余人,但皆怯不敢战,又缺少粮秣。严嵩也要求诸将坚壁勿战,听凭俺答兵在城外掳掠。此时,俺答兵自白河渡潞水西北行。
十九日至东直门。二十一日德胜门、安定门北民居皆被毁。当时俺答放回了在通州俘虏的宦官杨增,手持俺答的书信回复明廷,称“予我币,通我贡,即解围,不者岁一虔尔郭!”
二十二日,由巩华城(在昌平县)攻诸帝陵寝,转掠西山、良乡以西,保定皆震。此前,俺答于十八日引兵夺白羊口(在今北京延庆西南),以西走塞外,而留余众于京城外,以为疑兵。但白羊守将扼险防御,俺答不得出,乃复东向南。至昌平北,败仇鸾之军,长驱至天寿山,循潮河川而上,仍由古北口出塞,京师解严。
九月初一日,蒙古兵全部撤退。
明廷接到俺答的书信后,明世宗君臣紧急磋商如何处理,大学士严嵩说:“所此抢食贼耳,不足患。”礼部尚书徐阶斥责道:“今虏在城下杀人放火,岂可言是抢食?正须议所以御之之策!”世宗赞同徐阶的话,并询问众臣如何回答俺答书信,徐阶说:“今虏驻兵近郊,而我战守之备一无所有,此事宜权许以款虏,第恐将来要求无厌耳。”世宗说:“苟利社稷,皮币珠玉非所爱。”徐阶认为无条件应允太失面子,只有劝俺答先撤退,再由大同方面就通贡问题与之周旋。世宗采纳了徐阶的主张。据蒙古史料记载,“其后汉国大明汗慑于普尊阿勒坦汗之威名,派来名为杨兀扎克(杨增)之人,谓‘互相为害不能杀绝斩尽,故不如和好往来买卖通贡。’派名为阿都兀齐者偕同来使前往,将大军撤至墙外开始会谈,以三万户分别进兵逼和,取得极多之田赋之后而回还”。也就是说明朝允诺了通贡后,俺答便撤兵了。
庚戌之变
八月二十三日,俺答率军撤退。此前,俺答于八月十八日引兵夺白羊口(今北京延庆西南),以西走塞外,而留余众于京城外,以为疑兵。但到撤退之时,大雨倾盆,俺答认为白羊口过于狭窄,怕明军伏击,乃中途掉头,一半由高崖口、镇边城等处,一半由古北口旧路全部出边。在俺答北撤白羊口时,仇鸾引兵蹑其后,企图袭击落伍的骑兵邀功;不料俺答中途折返,明军不战而溃,死伤千余人,仇鸾本人差点被俘。其后俺答长驱至天寿山,循潮河而上,仍由古北口出塞,京师解严。九月初一日,蒙古兵全部撤退。整个庚戌之变期间,“诸州县报所残掠人畜二百万”。其后明世宗追究责任,兵部尚书丁汝夔作为严嵩、仇鸾一党的替罪羊而被处斩。
庚戌之变虽已结束,但明世宗认为乃奇耻大辱,对阁臣说:“外域之臣,敢于我前带信坐观城池,可欤?不一征诛,何以示惩!”指示兵、户二部“先集兵聚粮”,准备出征。又谕仇鸾“卿勿怠此戎务,必如皇祖时长驱胡虏三千里乃可!”随后明廷加强防御措施,改十二团营为三大营,总三营为戎政府;修建北京外城,置蓟辽总督大臣,辖蓟州﹑保定﹑辽东三镇,募山东、山西﹑河南诸道兵岁集京师防秋,秋后散去,以为定制;又选各边镇锐卒入卫京师,以京营将分练边兵。明朝北部边防逐渐加强。
庚戌之变使得明朝政府勉强答应“通贡互市”,实际实施却拖延反悔,只在次年(1551年)在大同开马市。但毕竟坚冰已破,而且互市的好处也逐渐为明朝统治集团所认识,于是,当1570年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负气出走明朝时,这一偶然事件却促成了蒙、明贸易的正常化。从此,这块双面舞台自丰州城被毁之后的又一个繁荣期拉开了序幕,而影响更加深远、持久的走西口人口大迁徙也从此拉开了序幕。
庚戌之变此后20余年,俺答连年南下掳掠,长城沿线的百姓深受其害,明世宗亦对蒙古深恶痛绝,史载他“苦虏之扰,最厌见‘夷狄’字面……世庙晚年,每写‘夷狄’字必极小,凡诏旨及章疏皆然,盖欲尊中国卑外夷也”。至1570年双方最终达成和议,明廷封俺答为顺义王,俺答服属中央朝廷,长城一带才开始得到安宁。
丁汝夔
丁汝夔
丁汝夔(1497年-1550年),字大章,号沦源,沾化(今古城镇管家庄)人。明朝嘉靖年间政治人物。为正德十六年(1521年)进士,选庶吉士。世宗继位后为礼部主事,曾因大礼议被廷杖。历任山西左布政使,甘肃、保定、应天巡抚,湖广参政,河南巡抚,吏部左、右侍郎,兵部尚书兼督团营。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蒙古鞑靼长驱直逼京城,严嵩建议汝夔传令诸将不许轻易出战,靴靶得以肆掠京城周边八日,民间皆归罪于汝夔,严嵩更将罪名推到丁汝夔身上,嘉靖帝以御寇无策、守备不严将汝夔斩首,临刑大呼“严嵩误我”。隆庆初年,追复原官。[3]
严嵩
严嵩(1480年-1567年)字惟中,号勉庵、介溪、分宜等,汉族江右民系,江西袁州府分宜县介桥村人,弘治十八年(1505年)乙丑科进士。他是明朝著名的权臣,擅专国政达20年之久,累进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少傅兼太子太师,少师、华盖殿大学士。63岁拜相入阁。严嵩书法造诣深,擅长写青词(实为他人代笔)。[1]
明世宗下昭将严嵩罢职,被削籍为民,家产被抄,奸党与家人一一治罪。隆庆元年(1567年),严嵩在贫病交加中死去,终年八十七岁。
《明史》将严嵩列为明代六大奸臣之一,称其“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 透过戏曲和文艺作品、历史典籍,严嵩的奸臣形象已深入民间。
俺答汗
俺答汗
俺答汗这位杰出的蒙古族首领,顺应了历史潮流和人民的愿望,几经曲折,终于获得“封贡”的成功,加强了蒙汉两族人民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沟通,促进了互市贸易的繁荣,从而推动了蒙古经济的发展。俺答汗在夫人三娘子的大力协助下,于丰州川修建了库库河屯城。人们为了纪念三娘子,又将此城称作“三娘子城”,即今呼和浩特市旧城。俺答汗去世后,三娘子主政30年,努力维护同明朝的和平贡市关系,避免了蒙古与明朝之间的大规模冲突,使蒙、汉两族人民的交流更加频繁,被明封为“忠顺夫人”。
“俺答封贡”是俺答汗最主要的历史功绩,此外,他在加强蒙、藏两族人民团结方面所做出的贡献,也非常值得一书,因为是他促成了黄教传入蒙古。1578年,俺答汗与藏传佛教格鲁派(俗称黄教)首领索南嘉措在青海仰华寺会面。俺答汗尊称索南嘉措为“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索南嘉措向前追认二世,称第三世达赖喇嘛,从此确立了达赖喇嘛活佛体系。索南嘉措赠给俺答汗“咱克喇瓦尔第彻辰汗”之号,尊其为黄教的保护者。俺答汗决定皈依藏传佛教格鲁派,藏传佛教于是在蒙古得到了广泛传播。
庚戌之变是蒙古对明朝发动的大规模战争。战争的起因、经过、结局无不与明、蒙双方贸易联系的恢复及发展息息相关,故明蒙之间的经济贸易交流作为维系双方和平交往的纽带是无法斩断的。这正是庚戌之变的实质所在。
同时庚戌之变不仅暴露了明王朝在政治上、军事上的腐败无能,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揭示了在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业民族之间存在着一种必然的、不可缺少的经济联系,也表面了明朝统治者不顾这种客观的、不可分割的经济联系的制约而制定并执行的错误政策。
编修《明实录》的明朝史臣就庚戌之变一事评论道:“虏自壬寅(1542年)以来,无岁不求贡市,其欲罢兵息民,意颇诚恳。当时边臣通古今、知大计如总督翁万达辈亦计以为宜,因其款顺而纳之,以为制御之策。乃庙堂不为之主议,既大言闭关以绝其意,又不修明战守之实而为之备,反戮其使以挑之,至于戎马饮于郊圻,腥膻闻于城阙。乃诏廷臣议其许否,则彼以兵胁而求,我以计穷而应,城下之盟,岂不辱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