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
军事上,加强武备整顿,平定西南骚乱,实行“剿抚并用,以抚为主”的政策。委任名将戚继光和李成梁分别镇守西北和东北边疆,使得“胡马”一度不敢“度阴山”达30年之久!更重要的是在边境进行茶马互市贸易,使得少数民族政权可以通过贸易换取中原的茶盐等必需品,边境的和平得到了进一步的保障。
万历五年(1577)九月十三日,张居正父亲病逝。按明代礼制,内外官吏人等都有“丁忧”制度。如果父母去世,须辞官守孝二十七个月,不计闰月,期满起复。但是,如果国事需要,由皇上特别指定,不许辞职守孝,继续留任,则称之为“夺情”。不过,明朝立国以来,除了直接带兵打仗的官员外,在朝大臣是很少被“夺情”的。
万历皇帝给张居正写了一道谕旨,安慰老师,接着又下了一道“夺情”的圣旨:“安定社稷,朕深切依赖,岂可一日离朕?父制当守,君父尤重,准过七七,不随朝,你部里即往谕着,不必具辞。”
尽管张居正一再上疏要求“守制”,而小皇帝却坚持“夺情”。张居正毕竟是玩弄权术的老手,他最后提出了“夺俸守制”的要求,即在守制期间,照常给皇帝办事,不拿薪水。万历皇帝同意了这一要求,同时命令光禄寺每日给张先生家送酒饭两桌,有关衙门每月给张居正送米十石,香油三百斤,茶叶三十斤,盐一百斤,黄白蜡烛三百支,柴薪二十杠,炭火三十包,到服满为止。但是,在以宗法、礼教立国的明朝,父死不守孝是有关天理、人伦的大事。适逢十月初五,天上出现彗星,当时人们认为这是不祥之兆,皇帝下诏求言,于是有人把这件事同“夺情”之举联系起来。
率先上疏的是翰林院编修吴中行。这位隆庆五年(1571)的进士,与张居正有师生之谊,但此时却上了一道《因变陈言明大义以植纲常疏》,以为“夺情”既不近人伦情理,也不合义理法度。第二天,翰林院检讨赵用贤再上疏,请令张居正奔丧归葬,事毕回朝。第三天,刑部员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又联名上疏,奏请令张居正回籍守耕。小皇帝朱翊钧龙颜大怒,他觉得吴中行四人的矛头不只是对着张先生的“夺情”,也是对自己权威的藐视。他决定效法列祖列宗,对直言犯谏的大臣施行惯用手法----廷杖。吴中行、赵用贤各六十棍,被打得死去活来;艾穆、沈思孝各八十棍,刑后收监充军。
朝臣中竟也有不被这场吓倒的,那就是刑部观政进士邹元标,他对张居正素无好感,就在四人廷杖的当天,他义无反顾地将自己的奏疏呈上,矛头直指张居正的诸般过失。结果,邹元标也被廷杖,遣戍都匀卫。同时遭廷杖的还有一位来自浙江余姚的布衣姚韩,他也上了一道万言疏指责张居正,被打后发送原籍。
反对张居正“夺情”的斗争终于被镇压下去了,但张居正在士林中的声望却从此一落千丈!
张居正死后不久,是年十二月壬辰(初八日)江西道御史李植上疏弹劾冯保十二大罪状。明神宗览奏之后大喜说:“吾待此疏久矣!”查抄冯保家产,并将冯保发配南京孝陵种菜。梁梦龙、曾省吾、王篆一概勒令致仕。这时候,宦官张诚及江西道御史李植、云南道御史羊可立、山东道监察御史江东之等纷起攻讦张居正与冯保“交结恣横”、“宝藏逾天府”,陕西道御史杨四知因上疏劾张居正“贪滥僭奢,招权树党”,神宗诏令“姑贷不究,以全终始。”万历十一年(1583年)正月,南京刑科给事中阮子孝又上疏弹劾张居正“各子滥登科第,乞行罢斥”。这时张四维上疏代辩,说“居正诸子所习举业,委俱可进。惟其两科连中三人,又皆占居高第,故为士论所嫉,谤议失实”。神宗批文:“都教革了职为民”。羊可立弹劾张构陷辽王朱宪㸅,同时辽妃上书为辽王辩冤,并说辽府家产无数,全入张家。
于是万历皇帝下令籍其家,一些老弱妇孺因为来不及退出被封闭于张府,饿死十七口,其中有三名婴儿。
长子张敬修不堪严刑逼供之重负,在写下一份“丘侍郎、任巡按,活阎王!你也有父母妻子之念……何忍陷人如此酷烈”“有便,告知山西蒲州相公张凤盘,今张家事已完结矣,愿他辅佐圣明天子于亿万年也!”血书之后自缢身亡;二子张嗣修投井自杀未遂,又绝食未果,后发配边疆。三子张懋修后戍烟瘴地而死。
在“夺情”事件中得罪张居正而受到排挤的于慎行曾给办案的邱橓写信:“当其柄政,举朝争颂其功而不敢言其过,今日既败,举朝争索其罪而不敢言其功,皆非情实也。”
蓟州总兵戚继光调任广东任总兵,不久贫困而死。内阁大学士许国连上三疏求去,说:“昔日颠倒是非在小人,今乃在君子(言官),党同伐异,罔上行私。”
皇帝迫于物议,恩准给张家留空宅一所,田十顷养张老太太赵氏,余子皆充军。李植以及江东之、羊可立三人,以“尽忠言事,揭发大奸有功”,分别晋升为太仆寺少卿、光禄寺少卿和尚宝司少卿。
张居正至天启时方恢复名誉。崇祯时“抚髀思江陵,而后知得庸相百,不若得救时相一也”,为张居正彻底平反。识者感慨其“功在社稷,过在身家”。《明史》评价他功在社稷,张居正故宅有题诗云:“恩怨尽时方论定,封疆危日见才难。”
明王朝经过两百多年的风风雨雨,到了嘉靖年间已是百病丛生,危机四伏。紫禁城里每日设坛修醮,青烟缭绕。幻想长生不死的嘉靖皇帝陶醉于《庆云颂》的华丽词藻,闭着眼睛将朝政托付给奸相严嵩。严嵩父子趁机为非作歹,贪赃枉法。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平民出身的内阁首辅张居正被推上了历史的前台,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整饬朝纲,巩固国防,推行一条鞭法,使奄奄一息的明王朝重新获得生机。
张居正不惜摩顶放踵为之点燃的革新之火,为衰败的王朝赢得一度光华。明末有人说他是“救时宰相”,这是褒奖,也是不幸而言中,救时者救得了一时,救不了一世。那发生在衰老机体上蓦然一现的迥光,并不能招还那逝去的青春,匆匆就被泯灭了。
在他身后迄于明亡的六十多年中,各种社会矛盾急剧地发展,一发不可收拾,再也没有一个能人志士力挽狂澜。这表明地主阶级当权派再也无能医治封建社会的痼疾,即便是有识者也不过尾随张居正的后尘,梦想“循居正成规”,要求各衙门按照万历十年之前的规章行事,作一东施效颦。当初大骂张居正是禽兽被廷杖致残的邹元标,竟然拖着一条拐腿,为张居正的昭雪奔走呼号,试图召回失去的新政,然而无可奈何花落去,古老的帝国大厦终于被历史的巨浪冲击得分崩离析了。
在认识张居正的历史地位时,人们应理性地看到,他所依靠的权力是不可靠的,他也无法取得合法的行政权力。当人们赞誉他为“宰相之杰”或“救时宰相”时,恰恰忘记了朱元璋废除丞相以杜绝朝臣干政的制度设计。后世之人不遗余力地揭露包括明神宗在内的反张势力阴险丑恶的嘴脸,却忽视了其背后强大的制度支持。终明之世,包括张居正在内的任何人都无法对这一制度有丝毫的触动。一味地替张居正鸣不平和异口同声地讨伐反张势力,都不能真切地解读万历前期的明代历史,也难以真正吸取历史教训。张居正在特殊时期利用特殊权势成就了其一时的特殊功绩,但他没有也不可能变革明代政治体制,没有也不可能确立新的施政理念,没有也不可能造就一批从事变革的中坚力量,万历初政只打上了张居正个人的烙印。在机遇与制度的碰撞中,张居正又成了一位牺牲者。“世间已无张居正”,其物故后,强大的制度惯性将其轻易地碾碎,张居正主导下的万历初政便成了明代历史中一束“耀眼的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