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之役
统帅:李如松,邢玠。 经略:宋应昌
中路军:李如梅
东路军:麻贵(第二次统帅)
西路军:刘綎
水路军:陈璘 部将:邓子龙
明人茅瑞征有《万历三大征考》附东夷考略,瞿九思有《万历武功录》十四卷。
《明史》载:“宁夏用兵,费帑金二百余万。其冬,朝鲜用兵,首尾八年,费帑金七百余万。二十七年,播州用兵,又费帑金二三百万。三大征踵接,国用大匮”[3] 。又卷百二十三《王德完传》:“近岁宁夏用兵,费百八十余万;朝鲜之役,七百八十余万;播州之役,二百余万”。据此可以粗略统计出这八年间国家的军事开支高达一千一百六十余万两白银。
三次战役虽取得胜利,但也使明朝的人力物力遭受巨大损失。清朝官方的《明史》载:“二十年,宁夏用兵,费帑金二百余万。
其冬,朝鲜用兵,首尾八年,费帑金八百八十三万五千两,实用本色米数十万斛。
二十七年,播州用兵,又费帑金二三百万。三大征踵接,国用大匮。三大征明军虽均获胜,但军费消耗甚巨,对晚明的财政造成重大负担。但实际上明代晚期仅对后金的战事,耗费就高达六千余万两,远超三大征。而三大征实际军费则由内帑和太仓库银足额拨发,三大征结束后,内帑和太仓库仍有存银,远未达到伤筋动骨的地步。
“三大征”旷日持久,历时近十年,到万历二十八年六月结束。“三大征”虽都以胜利而告终,但每场战争都是一波三折,惊心动魄,胜利的同时也付了出了惨重的代价。以至于每读段历史,一股寒意油然而生。惊叹之余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会这样?是什么原因使“三大征”进行的这样艰难?为什么最后会取得胜利?透过这“三大征”我们看到了什么?冷兵器时代,战争中人的因素的主导作用更为突出,下面我们分析一下人在这三大征中的作用。
万历皇帝
公元1572年,万历帝9岁继位,早年励精图治,颇有作为。张居正死后,万历帝本人出现了大倒退,明朝由治转乱。
关于万历帝出现大倒退的原因说法很多,有一种说法就是万历帝从小接受正统教育,年少时受到由首辅张居正形成的外圈与掌印太监冯保形成的内圈的影响与压抑,并十分依赖他们,加之张冯结为联盟,李太后又十分支持,冯保对皇帝的约束力更为深厚,正是这种内外的相制使得万历在青少年时期表现的循规蹈矩。而张居正的病逝及冯保的揽权使得正式获得绝对权力的万历找到了发泄十年压抑的极好时机。一下子失去了掣肘的强臣,制约力顿时消失,万历的权欲苏醒:倒冯籍张,极端的权力却导致了万历极端的放肆,开始大倒退。
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我们不妨还要考虑一下人的本性,任何人都有一个本性,有时后天客观环境的影响对改变一个人的本性作用不大,客观环境只能使人的本性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来。张居正的死使得万历帝的本性开始得以发挥,并指导着他的思想和行动。
万历帝的本性是什么?一个字:“贪”,这个贪字渗透到各个方面。政治上贪权;经济上贪财;生活上贪生;思想上贪名。
万历帝政治上贪权,他特别有心计,不受任何人摆布,虽然不理朝政但始终大权在握,宁可不补官缺。哪怕自己错了,在错误没有明显暴露出来,没有遭受重大损失的时候万历帝绝不动摇。万历帝要是想用哪个人,在没有明显用错之前,想辞职都不会被批准。从皇帝的角度而言,这一点也是有利的,可以说,我个人甚至认为这是万历三大征最终取胜的一个重要原因。
宁夏之役
宁夏是明代边陲九个军事重镇之一,主要是防御蒙古族人。叛乱的哱拜本是蒙古鞑靼人,明嘉靖年间因得罪酋长,父兄被杀,他投了明军。万历十七年(1589年),被提为副总兵,致仕后,其子哱承恩袭位。
万历十八年(1590年),被封为顺义王的蒙古鞑靼部俺答首领扯力克借口赴青海礼佛兵犯洮州、河州 (今甘肃境内),万历帝任命魏学曾为兵部尚书兼副都御史,总督陕西三边军务。万历十九年,时任宁夏巡抚的党馨奉命拟派土文秀率兵援表海,但心怀异志的哱拜直接向上级请战西援青海,党馨阻止不了,产生怨恨,出兵前不给更换老弱马匹,回师后鞭打了抢民女为妾的哱承恩,后又克扣了军饷。万历二十年(1591年)二月,哱拜起兵叛乱,擒杀了党馨和宁夏督粮道兵备副使石继芳,总兵官张维忠被挟制,吓得交出赦印后畏罪自杀。
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这个说法同样可以用于另外两场战争),能说明很多问题:一是此时的明朝社会动荡混乱,军备日益废弛,无法震摄弹压内外。二是用人方面吏治腐败,庸才充斥整个官场,一旦有变,束手无策。这两个方面就像一对双胞胎总是同时出现。党馨是个小才,但对哱拜的认识完全放在个人的私怨上,不但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加以防范,反而为叛乱制造了借口。张维忠身为总官兵,能力极差,叛乱发生时吓得惊慌失措。可以说哱拜根本就没把当地的明朝官员放在眼里,在这些庸才的眼皮底下瞒天过海,找个借口发动叛乱。